略论官兵的归因偏差及调适

官兵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归因偏差的现象,归因偏差有基本归因偏差、行为者——观察者偏差、自我保护偏差三种表现形式,这三种偏差都会对官兵个人的发展和部队的建设带来负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教育官兵进行必要的归因训练、注重培养官兵的通情能力、引导官兵走出“中心幻觉”等方法调适官兵的归因偏差。     

行为决策中的忽略偏差：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忽略偏差是指在由忽略所导致的损失与由行为所导致的同等的或者更少的损失之间, 个体更容易接受忽略所导致的损失。个体在日常行为决策的各种领域, 特别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均会出现忽略偏差。目前忽略偏差的心理机制主要有损失规避和标准理论两种。忽略偏差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保护性价值观、选择结果的信息知悉度、负性情绪、社会角色和文化价值观念等。未来的研究则需要从忽略偏差的产生根源, 与决策规避中其他偏差的关系, 群体决策中忽略偏差的影响以及忽略偏差的应用研究领域, 特别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共同方法变异是“致命瘟疫”吗?——论争、新知与应对

共同方法变异是由构念间相似的测量方法特征引起的系统变异, 可歪曲构念间的关系, 造成共同方法偏差。60年来, 这一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反复提及, 但它是否严重威胁研究效度尚无定论。虽然实证证据表明, 共同方法变异普遍存在, 数据来源、测量时间、问卷设计等因素可导致共同方法偏差, 使自我报告的横断式调查研究饱受质疑, 但部分学者从测量误差和非共同方法变异的制约作用等角度做出了回应和辩护, 认为无需过度担忧。以测量为中心的新视角强调共同方法变异是测量方法和被测构念交互作用的产物, 应从方法和构念两个维度评估共同方法变异风险。建议研究者树立均衡无偏的态度, 接纳共同方法变异的存在, 纠正对自我报告的偏见, 着重通过改进研究设计做好预先应对。     

小学生预见性偏差及其削弱

采用三种不同去偏差方法,对不同年龄儿童的预见性偏差及削弱进行探讨。实验结果发现,二年级和三年级出现了预见性偏差,五年级没有出现预见性偏差;对于二年级儿童,只有基于理论的去偏差方法才能削弱预见性偏差。而三年级儿童,三种方法都能削弱预见性偏差。结果说明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元认知理论可以有效提高他们元认知监测水平。     

观点采择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424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观点采择和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并不十分严重,但男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明显多于女生的网络偏差行为;（2）观点采择会对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过程需要通过道德推脱的完全中介作用而实现。     

网络怠工研究:回顾与展望*

网络怠工是员工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一种工作场所偏差行为。近十年来,员工网络怠工问题开始为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研究人员所重视。本文回顾网络怠工的由来、定义及测量;介绍网络怠工的社会交换理论、组织公正感理论和中和技术理论;分析员工人口学特征、个体心理以及环境因素对网络怠工的影响的研究;整合网络怠工的理论研究,提出网络怠工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发展提出了展望。     

认识性信任：学龄前儿童的选择性学习

人类个体对外界知识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沟通, 即他人的证言。对儿童来说尤其如此。发展心理学家最近致力于研究学龄前儿童对他人证言的信任。一方面, 学龄前儿童往往会盲目地接受他人所告知的信息, 表现为轻信偏差; 另一方面, 儿童在知识学习上又会表现出高度的胜任力, 他们会借助一系列线索保证获取更为可靠的信息, 包括知识性线索和社会性线索。正如有关婴儿是否存在心理理论尚有争论, 儿童认识性信任的潜在机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 涉及儿童是否理解信息者的心理状态。尽管对儿童知识性信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和发现, 未来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大学生对一般生活事件和意外事故的乐观和悲观偏差估计：直接和间接测量的比较

研究考查了大学生对一般生活事件和意外事故的乐观与悲观偏差,并检验不同测量方法是否会产生不同结果。通过对27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研究,结果发现：（1）在直接和间接测量时,被试对一般消极事件、意外事故存在乐观偏差,对幸免于意外事故存在悲观偏差;但对一般积极事件,被试在直接测量时出现乐观偏差,在间接测量时为悲观偏差。（2）在两种方法中,被试对意外事故的乐观偏差皆高于一般消极事件,但一般积极事件与幸免于意外事故的结果在直接测量时有显著差异,而在间接测量中差异不显著。（3）在直接测量时,消极事件的发生频率越低乐观偏差越严重,积极事件的发生频率越低则悲观偏差越严重;在间接测量中事件频率与偏差结果相关不显著。     

日常烦恼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亲子亲合的作用

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207名农村留守儿童为被试,主要探讨流动养育者、留守养育者与儿童间的亲合水平在降低儿童偏差行为上的直接作用及其对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儿童经历的日常烦恼越多,其偏差行为越高;流动养育者、留守养育者与儿童的亲合水平越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越低。(2)流动养育者-儿童亲合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烦恼与儿童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压力抵抗效应:在低亲合条件下,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在高亲合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联不再显著。(3)留守养育者-儿童亲合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单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表现出了保护稳定性,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表现出了保护的扩大化。这表明,养育者与儿童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是降低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     

高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面孔的解释偏差

本研究采用情绪启动范式考察社交焦虑个体对正性刺激解释偏差。研究以正性和打碎的面孔为启动项,正性或负性非社交词为目标项,要求高社交焦虑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判断目标项的情感色彩,并记录其反应时与准确率。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具有不同的情绪启动模式：高焦虑组被试未表现出显著地相容性效应;他们在正性-正性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控制组被试。研究结果提示高社交焦虑个体具有对正性社交刺激的解释偏差,他们不能充分理解正性社交刺激的积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