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灵应宫:泰安城外古道院

正泰山有上中下三庙供奉碧霞元君,上庙为极顶碧霞祠,中庙为一天门红门宫西院,下庙为灵应宫。灵应宫是上、中、下三庙中规模最大者,历史上占地面积曾达70余亩。泰山灵应宫座落在泰安市泰城西南、蒿里山东。泰山有上中下三庙供奉碧霞元君,上庙为极顶碧霞祠,中庙为一天门红门宫西院,下庙为灵应宫。灵应宫是上、中、下三庙中规模最大者,历史     

避暑山庄与五台山

清朝的“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使避暑山庄与五台山发生了联系。五台山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注目的佛教中心。清朝统治中国以后,随着喇嘛教的传入,有的青庙改为黄庙,并新建黄庙,五台山便出现了青黄二庙并存,汉、藏、蒙、满各族僧众和睦相处的佛地。避暑山庄当年是清朝的承德府,在清朝相继建设各种民间寺庙104座,连同御用庙、不许老百姓进的外八庙。     

民国时期湖北的保学制度与庙产纷争

民国时期的庙产纠纷一直跌宕起伏,究其原因,与庙产兴学有很大的关系。历届政府虽一直主导兴办现代教育,但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自筹。在地方有限的经费中,寺庙常常因产业相对较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注意。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社会基层,保甲行政人员充当了与寺僧争夺庙产的急先锋。各地寺僧无以为生,屡屡请愿,诉诸司法,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又屡屡受挫。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参访尼泊尔杂诗（选登）

蓝毗尼园敬礼瑞气满园庆佛生,大千世界放光明;今来圣地深顶礼,像教衰微盼复兴。 谒阿育王石柱江山一统独称雄,圣教弘传建奇功;石柱铭文烁千古,巍然屹立万丛中。 谒摩耶夫人庙顶礼摩耶表敬心,释迦养育有深恩;肉身培就法身德,忉利为说地藏经。 中华寺即景二首黄瓦红墙万绿间,宝殿巍巍像庄严;佛旗飘飘迎风舞,梵音重响法王天。当年佛陀诞生地,今日中华建道场;从此五洲传真理,中尼史上添新章。 吊迦毗罗卫城六首 一片荒芜地,昔日迦毗城; 皇宫留遗址,相对东西门。 凄凄野间草,老树成丛林; 面对荒凉景,无言慨古今。 释迦大智…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CSSCI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论杨仁山居士对振兴晚清中国佛教的贡献

<正>从汉至清,中国佛教一路跌跌撞撞、兴衰起伏。到了晚清,又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于大的环境来讲,列强环伺,国势颓危,朝野抱守“老大中国”思维定势闭关锁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已落后于世界。国运如此,佛教也气息奄奄：嘉道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冲击甚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作为“兴学振国”的措施之一,“庙产兴学”成为一时风气,     

内蒙古兴安盟葛根庙 爱国爱教 同心同行北大核心

夕阳西下,聆听深沉的钟声从远处而来,直至心中,洪亮而悠长。穿过香烟缭绕的前殿,探身进入庙堂,静听禅音,心中自明。坐落于洮儿河东岸,陶赖图山脚下的葛根庙,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藏传佛教寺庙,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历史悠久,融藏、汉寺庙建筑风格和蒙古族特色于一体的藏传佛教胜地。     

药王孙思邈在洪洞的传说

我国隋唐两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被历代皇帝封为药王。在他102年的生涯中,单在洪洞就度过了63个春秋。在槐乡大地,不但保存有药王庙、药王墓碑等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而且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试析民国初年(1912-1915)的佛教保护政策

1912年3月至1915年12月的北京政府,是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的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政权。虽然它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但保护佛教的力度却很大。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北京政府就颁布了数十个保护佛教的命令、法规和批示,最终形成了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律——《管理寺院条例》。那么,北京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佛教呢?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