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务人员的非语言性交流技巧对医患沟通的影响

非语言性沟通表达的信息是通过身体运动、面部表情、目光,利用空间、声音和触觉等方式产生的,他可以伴随着言语性沟通而发生.在沟通信息的总效果中,语词占7%,音调占38%,而面部表情和身体的动作占55%[1],后两者都是非语词性沟通方式.在医患交流中如能准确理解、认识并运用自如,对促进医患沟通有重要价值.非言语性沟通常用技巧有:     

情绪加工的脑机制研究及其现状

本文从情绪的效价载荷及其脑功能成像研究、面部表情的识别及其脑功能成像研究以及情绪的诱发及其脑功能成像研究等三方面介绍了情绪加工的脑机制及其研究现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脑皮层在加工不同效价载荷的情绪时具有很大的重叠性;有关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神经环路负责调节对不同面部表情的反应;有关诱发的情绪的研究表明,前扣带回皮层在表征实验诱发的情绪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文章最后指出了情绪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并指出在我国开展情绪的脑机制研究的重要意义。     

场景对面孔情绪探测的影响：特质性焦虑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面孔情绪探测任务, 通过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筛选出高、低特质性焦虑被试, 考察场景对不同情绪效价以及不同情绪强度的面部表情加工的影响, 并探讨特质性焦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1)对于不同情绪效价的面部表情, 场景对其情绪探测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快乐面部表情, 在100%、80%和20%三个情绪层级上, 在场景与面孔情绪性一致情况下, 被试对面孔情绪探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情况; 对于恐惧面部表情, 在80%、60%、40%和20%四个情绪层级上, 均发现一致条件比不一致条件有着更高的情绪探测正确率。(2)对于高特质性焦虑组, 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中的面孔情绪探测正确率并没有显著差异, 即高特质性焦虑组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场景效应; 而低特质性焦虑组则差异显著, 即出现显著的场景效应。该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情绪强度较低的面部表情, 快乐与恐惧面孔情绪探测都更容易受到场景的影响。(2)相比于中等强度快乐面孔, 场景更容易影响中等强度恐惧面孔情绪的探测。(3)特质性焦虑的个体因素在场景对面孔情绪探测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高特质性焦虑者在情绪识别中较少受到场景信息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对情绪的面部表情加工及其神经机制

综述了近年来关于精神分裂症对情绪面部表情加工损伤的研究,讨论了这种损伤的性质,以及对这种损伤性质的解释,比如它属于一般性还是特异性的损伤,与临床症状以及认知特征之间的关系等。比较分析表明,精神分裂症情绪面部表情知觉损伤,可能兼有面部信息加工障碍和情绪信息知觉困难的特性。另外,介绍了国外关于针对精神分裂症面部表情再认和识别的康复训练研究以及近年来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技术进行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     

情绪调节在特质与情绪间中介效应模型的年龄差异

研究采用EPQ、ERQ及PANAS收集了青年、中年及老年三个年龄组共870份有效数据, 分析了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在外倾和神经质与正负情绪之间中介效应及发展模型差异。主要结果：(1)外倾−正情绪, 神经质−负情绪之间存在高相关。(2)与青年组和老年组比, 中年组的神经质与负情绪的相关最弱。(3)三个年龄组的认知重评在神经质与负情绪之间都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值在中年组为最强。(4) 表情抑制在外倾与正负情绪之间显著的中介效应仅出现在中年组。研究分析, 认知重评和表情抑制是减弱特质−情绪之间密切度的有效调节机制。     

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述评

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ICM)整合多个相关理论, 探讨在敌意情境下不同特质愤怒水平的个体反应性攻击行为出现差异的内部认知机制, 构建了敌意解释、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三个核心认知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模型。该模型具有结构清晰、易于操控等特点, 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具有启发意义, 并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该理论仍缺乏囊括更多因素的综合实证研究支持, 以及有关的神经生理研究和心理干预探索, 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表情认知与人格的关系研究

表情认知是非言语认知技能中最主要的成分。个体的表情认知与诸多人格特征有密切的关系,本文综述了表情认知与人格特质、表情认知中的人格线索、表情认知偏差中人格特质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概要性评价。     

精神分裂症病人对成人面部表情的辨别

本文对比研究了精神分裂症病人和正常人对成人面部表情辨别的水平,发现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着表情辨别障碍。病程长、以阴性症状为主的病人易出现这种障碍。表情辨别障碍是一种情绪障碍,属阴性症状。     

“面部反馈假设”的检验研究

该研究让被试做人为表现的面部表情并填写情绪分化量表,对“面部反馈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愤怒表情显著地增强了被试怒体验的强度;(2)面部表情的反馈具有两重性:即既有分化性的反馈效果,它能增强与其相应的情绪体验的强度,而且又有加强或减弱“愉快—不愉快”维度上相反极的情绪体验;(3)面部表情反馈的发生无需以“自我知觉”作为中介。     

同伴拒绝与网络欺负的关系:愤怒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的调节作用

网络欺负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欺负形式。本研究旨在探讨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以及愤怒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感知匿名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武汉市703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法对其同伴拒绝、网络欺负、愤怒和感知匿名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每天上网时间后,同伴拒绝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2）愤怒在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同伴拒绝对网络欺负的直接作用和愤怒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均会受到感知匿名性的调节,相对于感知匿名性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在感知匿名性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研究结果支持同伴拒绝和网络欺负的关系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这对于制定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干预和预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