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虐待对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人格特质的中介作用

采用儿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心理虐待量表对405名8～12岁儿童进行研究,考察人格特质在心理虐待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儿童心理虐待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神经质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内外倾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2)儿童神经质在心理虐待与儿童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3）该中介模型具有性别和年龄的测量等值性。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心理虐待可以通过神经质的中介作用影响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方言对社会决策及情绪的影响——-来自电生理的证据

方言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新方向,本研究旨在考察语言类型（方言、普通话）对群体和个体社会决策的影响。实验1通过改编的公共物品博弈范式,发现方言条件下信任与合作水平、主观评定积极情绪和心率的变化值更大,皮肤电无显著变化;普通话条件下信任在主观消极情绪评定和合作行为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实验2利用改编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发现不公平的￥2-￥8分配方案下方言条件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普通话条件,提议越公平接受率越高。结果表明方言会影响人们认知、情绪和决策行为,研究为语言和决策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思路。     

儿童版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对儿童唾液皮质醇、唾液α-淀粉酶和情绪的影响

研究以150名五、六年级的学生为被试,考察儿童版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C）对儿童客观生理反应（唾液皮质醇和唾液α-淀粉酶）和主观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TSST-C引起了儿童显著的应激反应,包括皮质醇和唾液α-淀粉酶水平的升高,以及主观消极情绪（如焦虑和紧张）的增加,这表明TSST-C在中国儿童中的适用情况良好,能够有效诱发儿童的应激反应。同时,研究也发现,皮质醇反应和唾液α-淀粉酶反应不存在相关,生理反应和情绪反应之间也不存在相关。     

应对与积极情绪研究:意义应对、积极情绪应对、情绪表露和情绪粒度

研究者们发现了应激状态下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共生的现象,这对于缓解压力提高应对效能有重要意义,积极情绪的研究成为应激和应对领域一个新的方向。为进一步明晰应对过程中积极情绪发生的特点、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应对过程中积极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为基点,探讨意义指向应对(应对失败之后),积极情绪指向应对(应对初始阶段),以及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应对行为之前,并进一步探讨了情绪表露和情绪粒度两个与积极情绪密切相关的因素)。以后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应激源类型的划分,意义指向应对、积极情绪指向应对以及情绪表露和情绪粒度的进一步研究,并积极关注临床实践。     

自我损耗、情绪动机对冲动决策的影响

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自我损耗、情绪动机对冲动决策的影响。采用2×2×2的混合实验设计,组内变量为自我损耗,组间变量为情绪动机方向和强度,使用双任务范式操作自我损耗,使用情绪动机图片启动被试的情绪动机,使用延迟折扣任务的指标k值测量冲动决策。结果发现,高趋近动机的k值大于低趋近动机,高回避动机的k值大于低回避动机。结果表明,自我损耗、情绪动机对冲动决策有明显影响。     

跨文化视角下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欲言又止"的情绪表达矛盾会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然而,与鼓励"一吐为快"的美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喜怒不形于色"。那么,文化会改变"欲言又止"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吗?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美国(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49份问卷与来自中国(抑制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09份问卷的对比分析,检验了抑制或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规范在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情绪表达矛盾导致心理症状增加和社会限制增加的结果既出现在鼓励情绪表达的美国文化中,也出现在抑制情绪表达的中国文化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表明,文化规范调节了情绪表达矛盾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关系——在美中文化中,情绪表达矛盾因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社会限制而增加了心理症状。最后,文章讨论了该研究对情绪表达矛盾研究以及文化规范研究的意义及未来研究方向。     

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量表（MHT）对湖南省1292名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进行施测,并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问题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留守儿童相关的人口学因素对焦虑情绪异质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以分为三种潜在类别：“严重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和“低焦虑情绪型”;留守男生、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情绪严重;无论是父亲外出、母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严重性的影响是一致的。由此,应根据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留守时长和留守的初始年龄等情况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缓解留守儿童焦虑。     

老年人对情绪性事件的情景模拟:回忆过去与想象未来

研究采用自传体访谈技术,首次考察了老年人在对情绪性事件进行回忆和想象中生成的内部细节和外部细节数量,及其对回忆和想象内容的主观评估。结果发现:(1)无论是回忆还是想象任务,老年人都比年轻人提供了更少的内部细节和略多的外部细节;(2)与年轻人相似,老年人在想象未来积极事件时产生了更多的内部细节,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加工偏好;(3)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认为想象的事件与过去发生的事件相似度高,表明该群体在想象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了过去的记忆。该结果揭示了老年人对情绪性事件的回忆和想象特点,说明在回忆和想象过程中出现的与年龄有关的缺陷同样会体现在情绪性事件中,这很好地支持了建构性情景模拟假说。     

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亲子依恋、孤独感的多重中介效应

本研究以西安市两所中学的211名初一学生和477名高一学生共计688名学生为被试,探讨了父母情绪表达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亲子依恋和孤独感在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采用《父母情绪表达问卷》、《亲密关系体验量表》、《孤独感量表》、《青少年自评量表》进行测量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情绪表达、亲子依恋、孤独感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两两间存在显著相关;亲子依恋与孤独感在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间起多重中介作用,父母情绪表达既可直接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也可以通过不安全依恋、孤独感各自独立的中介作用和不安全依恋、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本研究揭示了父母情绪表达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拓展了父母情绪社会化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研究。     

情绪确定性对学习判断的影响

为了揭示情绪的确定性维度对学习判断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使用即时学习判断范式的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了高确定性情绪(愤怒、快乐)和低确定性情绪(恐惧、惊喜)的被试在学习判断中的表现。结果显示:(1)愤怒组和快乐组花费在项目学习上的时间显著少于恐惧组和惊喜组;(2)愤怒组的学习判断值显著高于恐惧组;(3)愤怒组的学习判断准确性显著低于恐惧组。从而证明了情绪的确定性维度与学习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