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成瘾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以学业拖延为中介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某职业技术学院600名大学生,通过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PASS学业拖延量表,及报告个人家庭的经济状况,考察了手机成瘾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并探讨了学业拖延在手机成瘾和学习倦怠中的中介作用,及经济状况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学业拖延是手机成瘾和学习倦怠的中介变量;(2)手机成瘾通过学业拖延对学习倦怠产生的间接影响受个体经济状况的调节。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元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个元问题:一是它的内涵问题,它究竟是一种唯物主义还是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理论?二是它的性质问题,它究竟是科学还是哲学?三是它的功能问题,它究竟只是一种意识理论还是一种类似生产力那样的实践力量?长期以来,人们在相关问题上一直争议不断。本文认为,问题尽管复杂,但还是可清楚说明,而且,问题的解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评《认知过程的评估－－智力的PASS模型》一书中的“木筏”隐喻

智力研究发展到现在,正在进行着一场认知革命,但无论智力研究采用何种方法和理论,都只能是间接研究。所以在《认知过程的评估－－智力的PASS模型》一书中出现了“木筏”这一比喻。通过对“木筏”比喻的分析可以看出,跨越智力之河中的“木筏”是智力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比喻可以使我们明确一点：真正的智力在彼岸,它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只能对其进行间接研究,而“木筏”代表的智力理论、方法和技术则是一种研究智力的手段,虽然“木筏”不是智力,但他们能起中介作用,通过这些“木筏”我们正在一次次接近智力。     

正确调整宗教观念 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宗教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如何充分发扬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如何运用宗教信仰特有的感召力去引导广大信众扬善避恶、爱国守法、诚实正直、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为社会多做奉献,把宗教信徒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来,这是当前正确处理宗教与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效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五大宗教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基于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知觉到对方牺牲动机的中介作用。方法:对168对情侣采用亲密关系满意度、牺牲动机和知觉到对方的牺牲动机量表来测量,并运用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行动者效应:知觉到对方的牺牲趋近动机是牺牲趋近动机和关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对象效应:只发现女性的牺牲趋近动机通过正向影响男性知觉到的牺牲趋近动机从而正向影响男性的关系满意度。结论: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恋人双方做出牺牲行为背后的动机对于双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相互作用的认知子系统理论述评

该介绍和分析了“相互作用的认知子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即信息的意义分为具体的、低层次的意义和一般的、高层次的意义;编码形式的转换遵循着特定的规则;不同信息的存储具有各自独立的记忆存储系统：高层次的意义对情绪产生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阐述了该理论对抑郁性情绪障碍的研究,并指出了该研究对治疗情绪障碍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人”的个性？——《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的分组差异

《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2》是一套本土化发展而成的个性量表,涵盖包括中国文化独有以及在大多数文化共有的性格维度。该文认为结合文化特定与文化共通的研究方法能全面地反映心理现实,亦能加深我们对跨文化心理学的理解。该研究分析了CPAI-2常模的几个子组别,以展示在同一文化之内,性格特质的差异及连续性。性别及年龄组别间的平均分差异均符合相应的社化过程及人生发展阶段所预期的结果。而中国香港及中国不同地区在平均分的差异上则没有特定的模式。文化内及跨文化的差异展示了个人性格差异的连续性,以及文化特定与文化共通概念的相互关系。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关于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做出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提出了根本要求,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系列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践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切实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一、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