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波兰的启示

20世纪末,梵蒂冈同美国结盟,利用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波兰执政党在宗教理论及政策上的失误,借助反对派团结工会的力量,最终颠覆了社会主义波兰。这一历史事件给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带来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进信教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正确处理新时代的宗教问题。     

技术正义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考察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技术正义问题的新一轮追问。但关于技术正义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对技术正义的理解学界并不一致,仍有很大讨论空间。可以说,技术正义蕴含一般正义的要素,但技术正义因技术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一般正义的特征。技术正义有多种分析视角,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逻辑的语境或者说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语境进行研究,是对技术正义的积极建构。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技术正义问题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指导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仍无法完全避免市场经济推动下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立足本国的现实境遇,在准确把握公平与效率、创新与安全、人类与自然、权利与责任、专利与共享、工具与价值等核心范畴及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当代中国技术正义思想的合理性样态,进而为化解新时代我国技术发展难题,共筑人们的美好生活确立更高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技术的资本宰制是技术非正义性的历史性渊源,马克思通过批判技术的异化现象揭示了私有制度的非正义性原罪,同时依托技术实践与变革私有制使技术正义这一技术的最高价值境界在现实维度上得以出场,即在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威廉斯“合法性解释”批判

本文认为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存在诸多难点：他的“批判理论原则”不恰当地限制了政治权力的边界,从而难逃“非现实主义”的指控;其“讲得通”概念是对政治权力内在逻辑的扭曲和误读,而且隐含了自下而上赋予合法性的现代逻辑;而“合法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命题则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分析和历史解释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提出“合法性+现代性=民主制”这一方案,以取代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     

《哲学的贫困》中的价值形式问题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初步系统阐释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贫困》,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作为观念论哲学的推崇者,蒲鲁东醉心发明各种科学公式,用建议意见自由意志等观念间的推演来解释价值形式的二重性与矛盾性,诉诸虚构的历史来描述所谓构成价值的基本内涵、决定因素、形成过程及现实应用。马克思从批判这些变戏法出发,揭示了构成价值的实质与矛盾,指出它无非是相对价值的另类表达且漠视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经济事实,故而不能适用于解释金银成为货币的经济原因、证实凡劳动必有剩余的定理。马克思此时的价值形式理论看似尚未超过李嘉图价值理论,实则在方法上尤其是尝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方面实现了飞跃。相形之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虽由于旨在解决工人的贫困状况而具有部分进步意义,却终究无法摆脱沦为工人遭受现代奴役之公式从而被历史遗弃的命运。     

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的高低究竟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是一个需要探析的问题。人们没有理由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但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又不容低估。经验表明:当意识形态悸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绩效的起伏波动较为明显;而意识形态让位给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时,国家治理绩效明显高企。在两者的关联性上讲,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当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秉持问题导向,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才不会大起大伏,保有较为稳定的国家治理效果。     

意识形态整合与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建构——以新中国初期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破"旧"立"新"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整合,推动以党政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借此成功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既巩固了党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为顺利推进当时的社会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及时从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求纯和急于求成,在尊重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的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偏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