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谢伊诺夫的否定伦理学

【导语】对于中国哲学界而言,苏俄哲学既非纯粹的“他者”,也非从我们自身生发出来的传统,而是融入我们传统中的“外来者”。苏联解体后,苏俄哲学从中国哲学的深度参与者变为漠不相关者,并已经从我们自身传统中被快速剥离出去。这种剥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和回归自己的传统和根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苏俄哲学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这里选编的一组文章试图从伦理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几个角度展示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基本面貌,希冀俄罗斯哲学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并且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哲学生活和哲学世界。我们将看到,褪去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当代俄罗斯哲学不仅变得更加学术化了,而且内容亦更丰富。它不再是我们印象中一系列非它莫属的特性的“汇聚地”,而是像一切真正的哲学那样,不仅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且使用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话语。     

炮制“极端无神论”的帽子意欲何为?CSSCI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无神论为世界观的基础和起点。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有机统一体。以革命党言之,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将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规定为党的政治纪律.     

与马克思一道走新路——记德国著名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切尔

<正>一、德国老一辈政治学家、著名马克思学者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1922—),德国老一辈政治学家、著名马克思学者,生于德国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1928—1932年,费切尔就读于德累斯顿小学,随后毕业于国王乔治人文中学,并在一所翻译学校深造。1940—1945年,他服兵役,曾任炮兵少尉。     

《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和目标

《实践理性批判》的发表标志着康德批判事业的工作一分为三。本文从批判哲学的发展史和《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入手揭示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起源主要归于康德的两个发现:一是趣味判断的先天性,二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前一个发现导致康德重新规定批判与高级能力之间的关系,使他改变他的总体批判计划,把对于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分成对于纯粹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反思判断力的三个单独的批判;后一个发现及其解决使康德把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和实践运用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一种平行关系,使理性的实践运用从思辨运用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实践理性批判》。     

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批判

对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进行哲学批判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对公共性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进行前提考察和过程分析,这是我们立足于公共性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理论依据;二是对现代性语境下作为问题出现的公共性进行价值判断、找出社会根据,并就公共性的重建问题给出可能的解决     

“思”与思维着的“我”——笛卡尔和康德自我观的异同

现代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独断的外在实体,而是无需前提设定而直接自明给予的自我意识。自我主体问题成为连接笛卡尔和康德的一个核心问题。笛卡尔哲学的起点是我思故我在,康德哲学的核心是先验主体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康德通过对笛卡尔自我实体性的批判而把自我逻辑功能化,     

齐泽克的生态危机思想解读

齐泽克关于生态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人是自然的伤口到自然并不存在,以至于推出其反自然的生态学和恐怖的政治学,可以说,齐泽克的生态危机思想走的是一条不断激进化的道路。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1]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意识形态论[2],为马克思的意识     

“第一届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综述

2010年10月28-29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韩国仁荷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韩国仁川隆重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齐泽克：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

齐泽克根据拉康的幻象理论重构的“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继阿尔都塞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又一重要推进。他认为,在其基本层面上,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建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着眼点不应该只停留在对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进行“症候分析”,以破除所谓“伪意识”的幻觉,而更应该聚焦于物质性现实的表面,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呈现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行“穿越”,“去体验为什么在它后面一无所有,幻象是如何巧妙地掩饰这‘空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