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中的价值形式问题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初步系统阐释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贫困》,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作为观念论哲学的推崇者,蒲鲁东醉心发明各种科学公式,用建议意见自由意志等观念间的推演来解释价值形式的二重性与矛盾性,诉诸虚构的历史来描述所谓构成价值的基本内涵、决定因素、形成过程及现实应用。马克思从批判这些变戏法出发,揭示了构成价值的实质与矛盾,指出它无非是相对价值的另类表达且漠视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经济事实,故而不能适用于解释金银成为货币的经济原因、证实凡劳动必有剩余的定理。马克思此时的价值形式理论看似尚未超过李嘉图价值理论,实则在方法上尤其是尝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方面实现了飞跃。相形之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虽由于旨在解决工人的贫困状况而具有部分进步意义,却终究无法摆脱沦为工人遭受现代奴役之公式从而被历史遗弃的命运。     

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波兰的启示

20世纪末,梵蒂冈同美国结盟,利用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波兰执政党在宗教理论及政策上的失误,借助反对派团结工会的力量,最终颠覆了社会主义波兰。这一历史事件给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带来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进信教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正确处理新时代的宗教问题。     

技术正义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考察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技术正义问题的新一轮追问。但关于技术正义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对技术正义的理解学界并不一致,仍有很大讨论空间。可以说,技术正义蕴含一般正义的要素,但技术正义因技术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一般正义的特征。技术正义有多种分析视角,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逻辑的语境或者说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语境进行研究,是对技术正义的积极建构。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技术正义问题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指导下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仍无法完全避免市场经济推动下资本逻辑的渗透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立足本国的现实境遇,在准确把握公平与效率、创新与安全、人类与自然、权利与责任、专利与共享、工具与价值等核心范畴及其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当代中国技术正义思想的合理性样态,进而为化解新时代我国技术发展难题,共筑人们的美好生活确立更高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技术的资本宰制是技术非正义性的历史性渊源,马克思通过批判技术的异化现象揭示了私有制度的非正义性原罪,同时依托技术实践与变革私有制使技术正义这一技术的最高价值境界在现实维度上得以出场,即在最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教会的“仆人”角色

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在当代中国尝试的＂对话＂和＂沟通＂带来了积极响应,产生出深远影响。由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其态度不再限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层面,而更追求达到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境界。其传统意义上的＂统战＂工作亦不再停留于社会、政治表层上的＂和平共处＂或＂统一共存＂,而是深入到思想、心理、价值、意义层面上的理解和沟通,旨在一种＂心＂的统战,促进双方的＂同心＂＂同德＂,以使这种＂统一战线＂能真正具有双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神认同、思想信任的心理基础。     

新MEGA视野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卢格问题”探讨

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历史考证版的有关资料看,卢格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卢格与其他成员思想上的不同主要在三个问题上体现出来: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关系、对黑格尔纯粹理论立场的批判、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因此卢格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中的那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     

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加强宗教工作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明确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宗教工作整体中的关键地位,又为意识形态工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对抑制有神论蔓延和作为大原则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保证地位,从而校正了宗教工作仅仅等于或仅仅围绕统战工作的习惯认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进入新时代前后宗教国情世情的错综嬗变,从而将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形成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体系置于一个仍在不断拓展、不断完善的开放系统之中,而不是视为凝滞僵化的教条或不可逾越的雷池。同时,以其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前所未有的强大操作力,充分显示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革命性、实践性价值,展现了党对宗教工作全面加强领导的坚定意志。     

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生成进路的辩护

海伦·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可被理解为两个版本。弱版本认为在科学实践中社会性因素必然地参与到知识论过程中。强版本则坚持一些社会性因素是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过程的构成性成分。弱版本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强版本则引起许多争议。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论证上的鸿沟,而该鸿沟是学界质疑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的主要原因。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进路也存在着类似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生成理论对强版本具身进路的辩护策略可以被借用来处理批判语境主义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两种对应强弱版本鸿沟策略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生成进路所提供的资源可为批判语境主义提供更好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