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407名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究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儿童期虐待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2）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受到友谊质量的调节。友谊质量高、低水平下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预测作用均显著,但友谊质量较高的青少年群体中儿童期虐待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更强。     

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

为探究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本研究采用追踪调查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两个研究分别探究了特质感恩与内在的合作倾向,状态感恩与外在的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初中女生的特质感恩、人物取向感恩显著高于男生;初一下的合作倾向显著低于初一上、初二上时期;（2）初中生的特质感恩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合作倾向,状态感恩的唤起会增加公共物品困境中的合作行为。     

父亲抑郁对幼儿问题行为的影响: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以310名幼儿父亲为研究对象,采用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的教养效能感分问卷、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和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考察父亲教养效能感和教养方式在父亲抑郁与幼儿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父亲抑郁、专制粗暴、情感联系和幼儿问题行为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父亲教养效能感、民主关怀、宽容理解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父亲教养效能感、民主关怀、宽容理解分别与父亲抑郁、专制粗暴、情感联系和幼儿问题行为两两之间显著负相关;(2)父亲抑郁对幼儿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父亲教养效能感和自身的民主关怀、专制粗暴、情感联系不仅分别在父亲抑郁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父亲抑郁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同伴特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合作与冲突行为?

人类的生存繁衍依赖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与冲突行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实验程序操纵Chicken Game中博弈同伴的特点,考察个体在社会困境中面对不同特点同伴时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1)同伴道义论组和功利论组总和解率没有显著差异,同伴竞争组和合作组的总和解率也没有显著差异。(2)在与道义论以及合作型的同伴互动时,个体的行为没有明显受到上次博弈反馈的影响。(3)当同伴为功利论时,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和解而同伴选择进攻,双方都选择和解时个体在当前博弈中更倾向于和解;(4)在同伴竞争组中,相比于上次博弈个体选择进攻而同伴选择和解,双方都选择和解时被试在当前博弈中会更倾向于和解。实验结果表明个体在博弈任务中会受到同伴特点的影响,并且同伴在博弈中的行为特点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同伴特点来考察个体的合作行为,揭示了影响个体博弈行为的一种因素。     

行政犯认定中对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限度

行政犯立法中广泛地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认定等行政行为作为构成犯罪的前置性要件,因此刑事司法必然涉及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审查。首先,为保证犯罪认定的实质合理性,应肯定刑事司法中对前置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其次,在审查限度上必须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实质性审查,不仅要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法律适用、程序性要件等合法性要件进行审查,还要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对于以行政处罚等作为前置条件的犯罪,对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性事实不存在、程序不合法、行政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的,应阻却犯罪的成立。对于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应解释为未取得许可,不具有阻却违法的效力。对于行政认定行为有错误的,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按照法律适用问题直接予以判断。     

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探讨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主观社会阶层感知高的个体更愿意保护环境并为环境活动贡献金钱.(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阶层影响亲环境行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高社会阶层的个体物质主义程度较低并更加亲环境,而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则...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的结构、主旨和影响

青年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以调和目的论和义务论、克服自我实现主义弊端的至善论思想为理论主旨,从结构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以终极对子“心理”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思考,二是以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内容的两大伦理学主张,三是心力为本的伦理学旨归。两大伦理学主张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个人主义集中反映了价值原则,现实主义集中反映了真理原则。以“诚”为中心原则、以价值和真理及相互关系为根本逻辑形成的两大思想链条是毛泽东早年思维结构中的关键内容,对其实践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此后其更加成熟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潜在线索。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