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感激表达能提高员工的追随行为吗？情绪表达真诚性的作用

感激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结合情绪的社会功能理论和社会等级的双策略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效果。通过一个情景实验和一个多时点、上下级配对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提的理论假设: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增加感知领导声望进而促进员工的积极追随行为,通过减少感知领导支配进而抑制员工的消极追随行为。尤其是当领导情绪表达真诚性高时,上述关系更为强烈。研究结论有助于启示领导者要更多、更真诚地向员工表达感激。     

员工积极主动行为的组态效应：基于过程的视角

积极主动行为是一个既包含外显实施行为,又包含内在思维活动的行动过程。然而过往的文献却忽视了思维活动对积极主动行为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基于过程的视角,运用组态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了积极主动过程中的4个元素(预想、计划、实施和反思)对员工工作绩效和情绪耗竭的组态效应,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和员工感知的领导信任对这种组态效应的影响,以及上述组态的增量效应。运用fs QCA方法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1)仅有高水平的实施并不能充分地带来高工作绩效; 2)无论环境不确定性是高还是低, 4个元素都高(低)的组态,均可带来高(低)工作绩效; 3)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无论实施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水平的预想、计划和反思足以带来高水平的工作绩效; 4)仅有高水平的实施,而预想、计划和反思处于低水平,会带来高情绪耗竭; 5)当员工感知到领导高度信任自己时,无论实施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水平的预想、计划和反思会带来低情绪耗竭; 6)总体而言,控制住个体差异和积极主动过程中各元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后,组态仍能预测结果变量,而各单独元素不再能够预测结果变量。最后,本文讨论了上述研究发现对于积极主动行为的理论价值和管理实践的启示。     

《论语》在欧洲早期汉籍书目中的著录及意义

1822年至1922年的一百年,是欧洲不断对《论语》进行典藏与研究的时期。英、法、德以及梵蒂冈等欧洲国家的至少18种早期汉籍书目对《论语》进行了著录。这些汉籍藏书书目与研究书目对《论语》著录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著录作者、版本及解题、内容提要,后者侧重著录成书过程、译本版本、思想内容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为《论语》在欧洲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文献检索与研读指南,也标志着西方儒学研究逐步步入正轨,为《论语》世界意义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由于经验中包括记忆在内的体验活动具有指向性(指向时间中的外物)、属我性(归属于自我)等特征,理学家在讨论遗忘工夫时,从“忘我”和“忘物”两个向度展开。他们通过解构经验层的自我和将道德自觉提升到前反思的直觉状态两种方式,获得“遗忘”的直接性,又通过对道德习性的培养获得本体记忆的道德主宰性,从而巧妙地解决了道德意识直接性与清晰性(主宰性)的冲突。     

场景理论在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中的在地应用——以兴隆路街道平安路社区为例

从场景理论与老旧社区适老化建设的基本概述和关联性原则入手,以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兴隆路街道平安路社区第三网格居民生活空间为例,探索老旧社区适老化设计策略,提出场景理论下的戏剧性与真实性策略,以期基于此,重新审视老旧社区规划,重塑空间符号,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培养老旧社区更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适老化的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文化精神,真正提升老旧社区活力。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朱子注解“新民”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意义

朱子注解“新民”遵循了“以文义推之”与“以传文考之”相结合的原则,其逻辑思路为：人人皆有明德处且需要自明其德,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民的可能性;新民的重要性和“民”自身难以完成自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总体上决定了新民的必要性;新民的实现需要“上之人”与“下之人”共同努力,综合运用“絜矩之道”“齐之以礼”“齐之以刑”,始终坚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朱子注解“新民”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诠释经典之“守正”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蕴含着许多独特且具有创新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浙江深入挖掘民间信仰文化内涵的实践探索

<正>浙江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形态众多,是浙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浙江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民间信仰工作方针政策,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看待和处理民间信仰问题,大力加强民间信仰文化研究,挖掘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凝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推进优秀民间信仰文化的现代传承,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探寻新时代宗教工作“导”的路径

<正>党的二十大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