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科学若干理论问题

政策科学在国外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我国自 80年代开始重视对政策的研究 ,至今方兴未艾。政策与公共政策 ,政策科学与政策研究、政策分析等都不是相同的概念。政策是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的工具。公共政策是政策的狭义理解。政策分析是政策科学与系统分析有机结合的产物 ,公共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意义。     

忒修斯之船疑难的消解：经典方案反思与新路径建构

“唯靠X和Y原则”和“最佳候选者理论”是忒修斯之船疑难的两类经典消解方案,二者各执一端,无论从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视角看都存有不足。跟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加以修正,将形式因和质料因看作忒修斯之船的本质属性,从本体论视角看,拆装船与原船“同一”,修补船与原船“相同”但不“同一”;从意向性指称理论视角看,原船、修补船与拆装船的同一性判定往往受认知主体的意图和意向性影响并随之改变;从作为内在因素的本质属性与作为外在因素的意图、意向性两方面来衡量,二者在不同情境下作用力大小不同,产生的合力不同,引发的判断自然有所不同。由此,就可以有效地弥补经典消解方案的不足,同时合理地修正“否定忒修斯之船本体同一”和“否定存在本体同一标准”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论运动与现实的区分——以《形而上学》Θ6中的“观看”为例

在《形而上学》Θ6的1048b18-35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运动和现实,认为同一项活动不可能既是运动又是“严格意义的现实”。本文旨在阐明这一区分的内涵。通过考察“观看”这一典型例子,可以发现一项活动是运动还是“严格意义的现实”,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视角。从动力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现实都是运动;而从形式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些运动,因其在形式上具有完备性,而成为“严格意义的现实”。因此,“观看”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活动可以同时被称为运动和“严格意义的现实”。     

关爱自己，更关爱他人：自我同情的“利他”机制

为探讨自我同情的“利他”心理机制,研究1采用自我同情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和亲社会行为量表对53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自我同情、生命意义感、心理弹性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自我同情正向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2)生命意义感在自我同情与亲社会行为间起独立中介作用;(3)心理弹性在自我同情与亲社会行为间起独立中介作用;(4)自我同情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研究2采用干预法对被试的自我同情进行为期7天的干预,结果发现：随着自我同情水平的提升,被试的亲社会行为也显著提升。该研究揭示了自我同情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潜在心理机制,对自我同情的社会效益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地铁站周边区域扩容提质研究

市桥地铁站是广州市番禺区第一批建成运营的地铁站点之一,位于广州市城市轨道南北大动脉3号线的南端。该区域建成时间早,配套设施成熟,是番禺区主要区域之一。然而近些年,其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街区环境品质逐渐变差,产业层次偏低,正面临空心化的困境。从市桥地铁站周边发展现状出发,对区域交通设施、地下空间、就业环境、更新时序提出合理建议,并通过对番禺区市桥地铁站周边区域可持续发展展开探讨,为城市存量用地的改善及利用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生命意义的内涵、测量及功能

研究者通常用目的和含义来定义生命意义,或者把它定义为多维度的结构。认知、动机和情感是被提及最多的生命意义的组成维度。动机和认知维度得到了较多研究者的认可,而情感维度存在较大争议。生命意义是幸福不可或缺的元素,它能够影响许多与幸福有关的变量。目前的研究对生命意义的动机维度(生命意义寻求)及如何获得和提高生命意义研究较少,今后的研究可针对这两方面开展。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意志与让予的交错——论海德格尔式“泰然让之”的内在结构及其伦理缺失

"泰然让之(Gelassenheit)"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技术批判以及存有之思的关键概念。它具有一种双向结构:一是存有本身的层面,即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与让予;二是属人层面,即人对存有本身之让予的让予。其中,属人层面的泰然让之又具有三个环节:从主体性强力意志以及表象性思维中的"让出"——无所施为地等待——"让"自身"入"于存有本身的自行敞开。然而,泰然让之并非一种消极性的存在姿态,而是有着"力量和决心"在其中隐藏和支配着,通过归属于存有而促进自身本己本质的提高,从而呈现出意志与让予相交错的结构。此外,泰然让之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所谓"源始伦理学"的核心姿态,必然会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联隶属于与存有本身的关联,从而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所批评。但需要注意二者的视角差异,以及两种伦理观之间的互补性。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