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面孔的意识神经相关物及其无意识自动加工：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

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尚有争议, 且个体能否无意识自动检测视觉环境变化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非注意视盲范式操控视觉意识, 并引入具有社会信息的情绪面孔, 探讨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以及视觉意识与自动检测变化机制的关系。在A阶段, 部分被试对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处于无意识水平; 在B阶段, 所有被试对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处于意识水平; 在C阶段, 所有被试对任务相关的情绪面孔处于意识水平。结果显示, 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的意识过程诱发视觉意识负波(visual awareness negativity, VAN)、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ity, LP)和晚期枕区正成分(late occipital positivity, LOP)。此外, 无意识的情绪面孔能诱发视觉失匹配负波(visual mismatch negativity, vMMN), 且其幅值不受意识影响, 但是受任务相关性调制。这些结果提示对情绪面孔的视觉意识在不同的时间进程上有不同的ERP指标——VAN反映早期知觉经验, 而LP和LOP反映晚期意识过程, 而且面孔情绪信息的自动加工独立于视觉意识, 但是受视觉注意调制。     

共情与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关系：来自ERP的证据

音乐情绪识别能力是利用音乐开展情绪调节的基本条件。传统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民族音乐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在情绪调节和音乐治疗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是研究音乐情绪识别的有效音乐刺激。本研究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 通过人际反应指针问卷筛选出高、低共情组被试各36人参加脑电实验, 考察共情能力对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影响。脑电数据显示, 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内隐识别时, 将宫调和羽调音乐作为启动刺激, 诱发了中期的P2、N400以及晚期正成分LPC (Late Positive Component)。低共情组P2和N400成分的波幅大于高共情组, 高共情组LPC成分的波幅大于低共情组。本研究第一次从电生理层面考察了不同共情能力的个体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时的神经反应差异。高低共情组在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不同阶段的注意投入可能影响了其对音乐刺激的感受, 进而影响音乐情绪识别。     

积极情绪提高背景线索学习的适应性

背景线索的学习缺乏适应性, 这种缺乏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难以在已习得的场景表征上捆绑一个新目标位置(Re-learning), 也就是场景表征的更新受阻; 其二是在习得一组场景表征后, 难以学习另一组全新场景(New-learning)。研究表明, 在旧场景表征上捆绑一个新目标位置的能力可能与注意范围大小有关, 而学习全新场景则需要重置学习功能。积极情绪可以有效扩大注意范围, 并改善对旧有认知模式的固着, 因此积极情绪启动将有可能提升背景线索学习的适应性。本研究采用效价为中性和积极的情绪性图片来启动对应的情绪, 探索旧场景捆绑新目标位置时和学习全新场景时, 背景线索的学习情况, 验证积极情绪是否可以提高背景线索学习中的适应性。实验发现, 积极情绪无法促进旧场景上捆绑新目标位置的背景线索学习(Re-learning), 但是可以促进全新场景的学习(New-learning)。该结果说明, 积极情绪可以提高被试的场景学习能力进而促进对全新场景的学习, 却无法减少由表征相似性引起的旧表征的自动检索, 进而无法改善旧表征的更新过程。     

身体清洁增加道德判断严苛性: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该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探讨身体清洁对道德判断影响及其调节因素。通过文献检索和筛选,共有14篇文献29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184)。元分析结果显示,身体清洁对道德判断影响的效应量较小(d=-0.233),且身体清洁总体上可以增加道德判断的严苛性; 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身体清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不受身体清洁方式、清洁启动方式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影响。     

父母教养投入对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适应的影响差异: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为比较同一家庭父亲与母亲教养投入对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适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差异,采用问卷对1155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父亲教养投入显著预测青少年情绪适应,母亲教养投入显著预测青少年行为适应;(2)父亲教养投入仅通过父子依恋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适应; 母亲教养投入既通过母子依恋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的消极行为适应,也通过父子依恋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适应。结论表明:父亲与母亲教养投入对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适应的直接影响存在适应领域的特异性,其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本研究精准地区分出父亲与母亲教养投入影响青少年适应性的特定范围及不同的作用机制,这对于同一家庭内的父亲与母亲教养投入的精准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     

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与作用机理：基于调节匹配理论视角

随着组织广泛的信息技术运用、工作强度增加,员工之间面对面的、真诚的社交开始呈下降趋势。职场孤独感成了困扰员工的普遍问题,引起了企业管理实践界高度重视。通过综述已有文献,本文指出过往研究虽揭示了职场孤独感带来的消极影响效应并有效提高了组织对职场孤独问题的关注度,但尚未系统回答“如何预防与应对职场孤独感”。为了引导员工对职场孤独感的科学应对,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员工视为能动的主角而非被动的承受者,并探讨职场孤独感与员工应对行为的关系,为如何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建设性对策。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预防与遏制职场孤独感,有必要系统性地探讨职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综合过往研究,本文发现职场孤独感区别于其他消极情绪的核心在于：职场孤独感源自于高质量职场人际关系的缺失。与此观点对应的是,Wright和Silard （2021）认为当员工实际的职场人际关系未达到预期水平,员工会认为职场人际关系存在缺陷,产生孤独的体验。Wright和Silard （2021）的观点反映了职场孤独感是一种员工未实现期望社交目标而导致的心理体验。循此逻辑,本文采用与目标实现过程相关的调节匹配理论来解释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机制,为预防和应对职场孤独感提供对策。以调节匹配理论为框架,本项目拟解决三个问题：（1）领导与下属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领导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2）员工与团队的调节焦点（不）匹配如何通过影响团队成员交换,进而影响职场孤独感;（3）员工如何依据不同的团队调节氛围来选择社交应对策略,以及社交应对策略对员工绩效的影响。通过新颖的多项式回归分析与曲面响应分析方法,本文力求重构传统的职场孤独感的研究思路,为职场孤独感的产生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除此之外,本文首次将调节匹配理论引入职场孤独感的研究,系统性地分析了职场孤独感的产生和应对,呈现了职场孤独感现象在组织中的动态演化的过程与机制。     

集体仪式促进群体情绪感染的机制

近年来, 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群体情绪感染, 即群体内部成员间的情绪感染交互过程。群体情绪感染不仅包括个体间的直接情绪感染, 而且受到群体认同、共同行为以及集体规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集体仪式的过程框架, 分析集体仪式的三要素即同步动作、共享注意和共享意义与群体情绪感染的关系, 能更清楚阐述群体情绪感染的发生与增强过程：集体仪式通过自我定型和自我锚定增强群体认同, 在认同基础上的身份融合促进个体关注群体身份, 导致个体的自我表征发生转化, 社会自我的突出使其更容易接受群体的观点和情感表达, 最终增强了群体情绪感染。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群体情绪感染的影响因素并丰富其测量方法。     

创造性认知重评在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及其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在负性情绪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传统认知重评重构程度不够高、调节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研究团队在先前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使消极情绪“转负为正”的高效情绪调节方法, 即创造性认知重评, 这种调节策略伴随着大脑海马的新颖联结形成和杏仁核的积极情绪唤醒。然而这些工作采用“指导式”的重评更像是对重评解读的“理解”而非主动的情绪调节; 鉴于主动情绪调节的产生难度较大, 造成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实际应用上的两难困境。基于此, 本项目拟指导受试者进行创造性认知重评的学习, 通过学习将这种策略迁移并且应用到生活中的负性情绪调节事件中。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行为学上, 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少年群体负性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 (2)影像学上, 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迁移前后在脑认知表征模式上的变化。本项目是对已有工作基础的延伸和拓展, 为验证和推动创造性认知重评成为一种可学、可用、高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基于过程数据的问题解决能力测量及数据分析方法

问题解决能力是指在没有明显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个体从事认知加工以理解和解决问题情境的能力。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测量需要借助相对更复杂、更真实、具有可交互性的问题情境来诱导问题解决行为的呈现。使用虚拟测评抓取问题解决的过程数据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潜在信息是当前心理计量学中测量问题解决能力的新趋势。首先, 回顾问题解决能力测量方式的发展：从纸笔测验到虚拟测评。然后, 总结对比两类过程数据的分析方法：统计建模法和数据挖掘法。最后, 从非认知因素的影响、多模态数据的利用、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测量、其他高阶思维能力的测量和问题解决能力概念及结构的界定五个方面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情感事件视角下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对工作场所环保行为的动态影响机制

摘要 鉴于当今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如何激发员工的环保行为成为了各界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从主动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在空气污染情境中产生消极情绪后的积极应对行为。运用经验取样法,对68名在职员工进行了为期14天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1）个体每日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与每日的环保行为正相关;（2）风险感知和环保激情在个体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3）调节焦点调节了个体每日因空气污染引发的消极情绪对每日的环保行为的影响,防御焦点弱化二者间的关系,而促进焦点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以上成果丰富了人们对空气污染触发的消极情绪动态影响机制的认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视角和基础,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管理提供了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