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的上行影响：内隐追随视角

主动工作行为, 作为推动组织与时俱进、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已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然而, 以往研究在探索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的上行影响时, 却出现了悖论: 一些研究发现主动工作行为能激发领导者的积极评价, 另一些研究却指出主动工作行为会招致领导者的负面对待。为解释此矛盾现象, 基于内隐追随理论建构了一个主动工作行为的上行影响模型。该理论模型指出, 领导者的内隐追随信念决定了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究竟引发领导者的何种反应。先介绍领导者主动型内隐追随的概念与测量, 然后论证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与领导者主动型内隐追随的契合程度对领导者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领导者核心情绪(高兴、紧张、沮丧与满足)的中介作用。文章为后续主动工作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游戏的心理测评

基于游戏的心理测评是指通过游戏或游戏化的活动, 对一个人的能力、人格等心理特性和行为进行量化测评。早期主要用于评估教育和训练的效果, 而后发展成对心理特性的测评。基于游戏的测评作为一项新技术在测评形式、测评过程和测评结果上均具有优势。目前基于游戏的测评形成了以证据中心设计为基础的范式, 用于指导建立测评工具和开展实证研究, 并在测评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方面均有实践。然而当前该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研究可以在任务设计、结果分析及实践应用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入。     

情绪自旋及其心理健康功能

情绪自旋是度量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一种非认知性的人格特质。其通常采用经验取样法或日间重构法来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进行每日动态跟踪, 并根据测评周期内的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矢量角度的跨时间标准差来反映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的时间波动特性。基于情绪事件理论, 日常负性事件经历及其评估导致了个体情绪自旋的产生, 而动态情绪模型进一步解释了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功能的阻碍作用。未来应在情绪自旋的心理健康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共情可控?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以往研究表明共情的特点包括自动化与情境依赖性。但是, 有关共情的理论模型与潜在神经机制仍存有争议。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重点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角度逐渐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近年来, 有研究者提出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与共情调节有关, 特别是共情的目标表征形式, 以及目标的价值权衡。因此, 考虑到共情的目标导向性对于共情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表现形式的影响, 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从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阈下情绪反馈对结果评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本研究用互动的决策游戏和脑电技术考察阈下情绪反馈对结果加工的影响。结果表明输钱相对于赢钱诱发更大的FRN/RewP和更小的P300,同时阈下愤怒反馈可以延缓赢钱之后下一次选择的反应时,并在女性被试中诱发更负的FRN/RewP, 但对反馈相关P300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说明阈下情绪反馈可影响决策结果评价早期的对刺激动机性意义的快速评估,但对晚期的深度评估没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女性被试中更为明显。     

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的影响:来自ERPs的证据

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考察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主观体验和事件相关电位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个体在两种策略下均呈现负性情绪感受显著降低,并且汉族表达抑制的情绪体验得分低于少数民族。此外,负性情绪图片相比中性图片诱发了更大的P2成分,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在额-中区诱发了更大的P3成分。更重要的是,900~1200ms时间窗内,汉族个体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后LPP波幅均降低,但少数民族文化个体仅在认知重评条件表现出LPP波幅的显著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负性情绪调节的效果不同。     

愤怒情绪对不同类型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

个体的恶意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伤害、欺骗与捉弄他人三方面。本研究旨在考察愤怒情绪对上述三类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设计了愤怒、恐惧和中性三种情绪诱发条件（后两者分别作为愤怒情绪的消极和中性情绪对照）,以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在三类恶意创造力表现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对于伤害和欺骗他人,愤怒情绪诱发组在观点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性上均高于中性情绪诱发组;而对于捉弄他人,愤怒情绪诱发组仅在观点流畅性和新颖性上高于中性情绪诱发组。内隐攻击性中介了愤怒情绪对三类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而情绪唤醒度仅中介了愤怒情绪对伤害他人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内隐攻击性是愤怒情绪促进不同类型恶意创造力的通用路径,而情绪唤醒度是愤怒情绪促进伤害他人恶意创造力的特异路径。     

儿童执行功能与早期学业能力的关系:学习品质的中介作用

以上海市6所幼儿园245名3~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头–脚–膝盖–肩膀(HTKS)任务、修订后的儿童行为评定量表(CBRS)及亚太学前儿童发展量表中的语言和前阅读分量表以及认知分量表考察执行功能、学习品质及早期语言和数学学业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执行功能对学习品质、早期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学习品质在执行功能和早期数学能力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对执行功能和早期语言能力的关系无中介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与儿童反应性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一个有多重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977名9~14岁学生为对象,探索负性生活事件与儿童反应性攻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反应性与主动性攻击性问卷、Rosenberg自尊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版)–情绪稳定性维度问卷,建立了以自尊和情绪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描述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应性攻击性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可直接影响儿童反应性攻击性的形成,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情绪稳定性来影响反应性攻击性,即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情绪状态会倾向于不稳定,进而提高反应性攻击性的水平。此外,负性生活事件也会通过降低自尊水平来提高情绪状态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反应性攻击性的水平。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复原力的影响：自我控制与调节聚焦的链式中介

研究旨在考察青少年自我控制、调节聚焦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复原力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自我控制量表、调节聚焦量表和心理复原力量表对安徽、江苏、山东四所初高中922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教养方式、青少年自我控制、调节聚焦均能够直接显著预测青少年心理复原力;(2)父母积极教养方式能够通过青少年自我控制、调节聚焦间接正向预测心理复原力;(3)父母消极教养方式能够通过青少年防御聚焦间接负向预测心理复原能力。结论:青少年的自我控制与调节聚焦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复原力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