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音乐影像库的初步编制与评定

音乐表演影像材料的情绪诱发功能有音乐和影像的共同优势,但目前缺乏以音乐表演为内容的情绪音乐影像库。试图建立可供相关研究使用的情绪音乐影像系统。根据前期研究使用过的材料、相关研究结果及音乐专业人士的建议,收集分别表达愤怒、恐惧、悲伤和开心的音乐,包括歌剧、交响乐、民乐等,剪辑为30秒左右的片段,非音乐专业被试对材料的情绪类型和强度进行评定,最终筛选出能有效诱发目标情绪的64条音乐影像材料。未来可在测量指标的客观性和审美性及被试和音乐材料的样本量两方面改进。     

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公平感知的作用

为探讨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对公平决策的影响以及其中介机制,采用了两轮最后通牒博弈提议者实验任务,第一轮测量分配方案被接受和拒绝的情绪预测偏差,第二轮测量提议者的分配方案。研究结果表明:(1)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影响公平决策;(2)公平感知在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与公平决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认为,提议者对积极结果的情绪预测偏差,会降低其公平感知,进而降低其分配方案公平性; 提议者对消极结果的情绪预测偏差,会提高其公平感知,进而增加其分配方案公平性。     

幸灾乐祸的重新审视和互动过程模型的构想

幸灾乐祸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情绪, 但却是一个远未研究透彻的领域。以往研究将幸灾乐祸视为一种不道德的情绪,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其有一定的正向意义并循此展开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全面梳理, 对幸灾乐祸的概念与测量方法的总结及对现有研究的整合, 构想了幸灾乐祸的互动过程模型。该模型的优势在于基于互动视角融合了互动双方(自身和他人)因素, 并基于过程视角明晰了幸灾乐祸乐祸发生的过程和发生后的变化。该模型指出今后研究者应关注幸灾乐祸前后事件的发生情境和情境中的多方互动, 并希冀对其他社会情绪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工作记忆中的积极效应：情绪效价与任务相关性的影响

积极效应指相比于年轻人, 老年人更倾向于优先加工积极情绪刺激而非消极情绪刺激。近年来工作记忆的研究发现积极效应会受到情绪效价与任务相关性的影响：情绪效价作为任务相关属性的研究支持工作记忆中存在积极效应, 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对积极情绪刺激记忆的增强, 以及对消极情绪刺激记忆的减弱; 情绪效价作为工作记忆任务无关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未发现一致的积极效应, 提示情绪效价及任务相关性均为影响工作记忆积极效应的关键因素。脑成像的研究初步表明, 工作记忆中情绪加工上的年龄效应与背侧执行系统和腹侧情绪系统的随龄功能变化有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与双竞争模型对工作记忆中的积极效应具备较大的解释力, 而动态整合理论尚缺乏实证研究支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老年人工作记忆不同阶段情绪加工的特点, 澄清不同情绪材料内在编码过程上的差异对积极效应发生机制的潜在影响, 探讨情绪效价及任务相关性影响工作记忆积极效应的关键神经环路, 并揭示情绪工作记忆训练提升老年人认知功能与情绪体验的内在机制及其潜在应用价值。     

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的上行影响：内隐追随视角

主动工作行为, 作为推动组织与时俱进、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已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然而, 以往研究在探索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的上行影响时, 却出现了悖论: 一些研究发现主动工作行为能激发领导者的积极评价, 另一些研究却指出主动工作行为会招致领导者的负面对待。为解释此矛盾现象, 基于内隐追随理论建构了一个主动工作行为的上行影响模型。该理论模型指出, 领导者的内隐追随信念决定了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究竟引发领导者的何种反应。先介绍领导者主动型内隐追随的概念与测量, 然后论证追随者主动工作行为与领导者主动型内隐追随的契合程度对领导者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领导者核心情绪(高兴、紧张、沮丧与满足)的中介作用。文章为后续主动工作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情绪自旋及其心理健康功能

情绪自旋是度量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一种非认知性的人格特质。其通常采用经验取样法或日间重构法来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进行每日动态跟踪, 并根据测评周期内的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矢量角度的跨时间标准差来反映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的时间波动特性。基于情绪事件理论, 日常负性事件经历及其评估导致了个体情绪自旋的产生, 而动态情绪模型进一步解释了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功能的阻碍作用。未来应在情绪自旋的心理健康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阈下情绪反馈对结果评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本研究用互动的决策游戏和脑电技术考察阈下情绪反馈对结果加工的影响。结果表明输钱相对于赢钱诱发更大的FRN/RewP和更小的P300,同时阈下愤怒反馈可以延缓赢钱之后下一次选择的反应时,并在女性被试中诱发更负的FRN/RewP, 但对反馈相关P300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说明阈下情绪反馈可影响决策结果评价早期的对刺激动机性意义的快速评估,但对晚期的深度评估没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女性被试中更为明显。     

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的影响:来自ERPs的证据

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考察不同民族文化对负性情绪调节主观体验和事件相关电位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个体在两种策略下均呈现负性情绪感受显著降低,并且汉族表达抑制的情绪体验得分低于少数民族。此外,负性情绪图片相比中性图片诱发了更大的P2成分,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在额-中区诱发了更大的P3成分。更重要的是,900~1200ms时间窗内,汉族个体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后LPP波幅均降低,但少数民族文化个体仅在认知重评条件表现出LPP波幅的显著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负性情绪调节的效果不同。     

愤怒情绪对不同类型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

个体的恶意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伤害、欺骗与捉弄他人三方面。本研究旨在考察愤怒情绪对上述三类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设计了愤怒、恐惧和中性三种情绪诱发条件（后两者分别作为愤怒情绪的消极和中性情绪对照）,以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下个体在三类恶意创造力表现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对于伤害和欺骗他人,愤怒情绪诱发组在观点流畅性、新颖性和伤害性上均高于中性情绪诱发组;而对于捉弄他人,愤怒情绪诱发组仅在观点流畅性和新颖性上高于中性情绪诱发组。内隐攻击性中介了愤怒情绪对三类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而情绪唤醒度仅中介了愤怒情绪对伤害他人恶意创造力表现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内隐攻击性是愤怒情绪促进不同类型恶意创造力的通用路径,而情绪唤醒度是愤怒情绪促进伤害他人恶意创造力的特异路径。     

负性生活事件与儿童反应性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一个有多重中介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977名9~14岁学生为对象,探索负性生活事件与儿童反应性攻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使用了反应性与主动性攻击性问卷、Rosenberg自尊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版)–情绪稳定性维度问卷,建立了以自尊和情绪稳定性作为中介变量,描述负性生活事件与反应性攻击性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可直接影响儿童反应性攻击性的形成,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情绪稳定性来影响反应性攻击性,即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情绪状态会倾向于不稳定,进而提高反应性攻击性的水平。此外,负性生活事件也会通过降低自尊水平来提高情绪状态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反应性攻击性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