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和情绪相互作用的研究综述

第二外语的习得在当今社会变得越发重要,但是即使能熟练使用第二外语的个体在理解情绪性信息时,也会发现二外中的所含有的情绪强度远小于母语,这一现象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从情绪启动范式、情绪stroop范式、内隐翻译启动范式、情绪词汇判断任务和记忆任务这些不同的实验范式为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综述和展望。     

抑郁个体对社会反馈的加工：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功能障碍。本文以“社会反馈”这一重要社会性信息为切入点,综述了抑郁症患者及抑郁倾向人群对社会反馈的体验、期待及情绪调节障碍的研究现状,发现抑郁个体对社会奖赏存在快感缺失,对社会排斥、社会拒绝等负性反馈表现出过敏化,对社会奖赏的期待降低,且可能存在情绪调节困难。目前此领域存在社会与非社会反馈神经机制的异同不清楚、异常脑区与社会反馈加工障碍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以及无法排除抑郁症患者和抑郁倾向人群存在不同社会反馈加工模式的可能性等问题。     

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职场“冷”暴力理论为切入点,采用层级回归和拔靴法对327份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结论：职场负面八卦对科技人员的创造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际信任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情绪智力在调节职场负面八卦和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调节了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而且当科技人员的情绪智力水平较低时,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更为显著。     

心理虐待对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人格特质的中介作用

采用儿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心理虐待量表对405名8～12岁儿童进行研究,考察人格特质在心理虐待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儿童心理虐待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神经质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内外倾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2)儿童神经质在心理虐待与儿童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3）该中介模型具有性别和年龄的测量等值性。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心理虐待可以通过神经质的中介作用影响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方言对社会决策及情绪的影响——-来自电生理的证据

方言是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新方向,本研究旨在考察语言类型（方言、普通话）对群体和个体社会决策的影响。实验1通过改编的公共物品博弈范式,发现方言条件下信任与合作水平、主观评定积极情绪和心率的变化值更大,皮肤电无显著变化;普通话条件下信任在主观消极情绪评定和合作行为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实验2利用改编的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发现不公平的￥2-￥8分配方案下方言条件的接受率显著高于普通话条件,提议越公平接受率越高。结果表明方言会影响人们认知、情绪和决策行为,研究为语言和决策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思路。     

儿童版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对儿童唾液皮质醇、唾液α-淀粉酶和情绪的影响

研究以150名五、六年级的学生为被试,考察儿童版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TSST-C）对儿童客观生理反应（唾液皮质醇和唾液α-淀粉酶）和主观情绪反应的影响。结果发现,TSST-C引起了儿童显著的应激反应,包括皮质醇和唾液α-淀粉酶水平的升高,以及主观消极情绪（如焦虑和紧张）的增加,这表明TSST-C在中国儿童中的适用情况良好,能够有效诱发儿童的应激反应。同时,研究也发现,皮质醇反应和唾液α-淀粉酶反应不存在相关,生理反应和情绪反应之间也不存在相关。     

应对与积极情绪研究:意义应对、积极情绪应对、情绪表露和情绪粒度

研究者们发现了应激状态下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共生的现象,这对于缓解压力提高应对效能有重要意义,积极情绪的研究成为应激和应对领域一个新的方向。为进一步明晰应对过程中积极情绪发生的特点、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应对过程中积极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为基点,探讨意义指向应对(应对失败之后),积极情绪指向应对(应对初始阶段),以及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应对行为之前,并进一步探讨了情绪表露和情绪粒度两个与积极情绪密切相关的因素)。以后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应激源类型的划分,意义指向应对、积极情绪指向应对以及情绪表露和情绪粒度的进一步研究,并积极关注临床实践。     

自我损耗、情绪动机对冲动决策的影响

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自我损耗、情绪动机对冲动决策的影响。采用2×2×2的混合实验设计,组内变量为自我损耗,组间变量为情绪动机方向和强度,使用双任务范式操作自我损耗,使用情绪动机图片启动被试的情绪动机,使用延迟折扣任务的指标k值测量冲动决策。结果发现,高趋近动机的k值大于低趋近动机,高回避动机的k值大于低回避动机。结果表明,自我损耗、情绪动机对冲动决策有明显影响。     

跨文化视角下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已有研究表明"欲言又止"的情绪表达矛盾会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然而,与鼓励"一吐为快"的美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喜怒不形于色"。那么,文化会改变"欲言又止"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吗?本研究通过对来自美国(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49份问卷与来自中国(抑制情绪表达的文化)的509份问卷的对比分析,检验了抑制或鼓励情绪表达的文化规范在情绪表达矛盾与心理症状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情绪表达矛盾导致心理症状增加和社会限制增加的结果既出现在鼓励情绪表达的美国文化中,也出现在抑制情绪表达的中国文化中。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表明,文化规范调节了情绪表达矛盾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关系——在美中文化中,情绪表达矛盾因个体感知到较高的社会限制而增加了心理症状。最后,文章讨论了该研究对情绪表达矛盾研究以及文化规范研究的意义及未来研究方向。     

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量表（MHT）对湖南省1292名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进行施测,并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问题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留守儿童相关的人口学因素对焦虑情绪异质性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以分为三种潜在类别：“严重焦虑情绪型”、“中等程度焦虑情绪型”和“低焦虑情绪型”;留守男生、小学五年级、高中二年级、留守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情绪严重;无论是父亲外出、母亲外出还是双亲外出对留守儿童的焦虑情绪严重性的影响是一致的。由此,应根据留守儿童的性别、年级、留守时长和留守的初始年龄等情况特点,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缓解留守儿童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