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场景图片的注意偏向：眼动研究

注意实验中,与不带情绪色彩的刺激相比,具有情绪意义的刺激可引起注意偏向。本研究以情绪场景图片为材料,通过眼动技术分别记录被试在反向眼跳任务和Go/No-go任务中的眼动数据,考察了情绪图片的注意偏向。结果发现：反向眼跳任务中,对情绪图片的眼跳潜伏期比中性图片更长,眼跳错误率也更高;在Go任务中,相对于呈现在中央的中性图片,情绪图片引起的对靶子的眼跳潜伏期更长;在No-go任务中,相对于呈现在中央的中性图片,情绪图片引起的眼跳错误率更低。实验结果说明,情绪图片可引起注意偏向,表现为更快的捕获注意并且注意更难从情绪图片上转移。     

暴力犯罪者对负性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ERP研究

采用视觉搜索范式,探讨了暴力犯罪者对情绪刺激（愤怒面孔与高兴面孔）的注意偏向特点。行为数据显示,相比非暴力组,暴力组对愤怒面孔的反应要显著快于高兴面孔,初步验证了暴力犯罪者对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ERP数据进一步表明,当目标刺激为愤怒面孔时,暴力组N2pc的潜伏期要显著小于非暴力组,说明暴力犯罪者对愤怒面孔的觉察早于高兴面孔,对负性情绪刺激更为敏感。由于N2pc的波幅不存在显著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反应时和潜伏期,说明暴力犯能够更快的觉察到负性情绪面孔,但并没有对其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出现回避模式,表明暴力犯对负性情绪信息的加工是一种警觉—回避模式。     

高确定性情绪（开心、愤怒）与低确定性情绪（悲伤）对信任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信任游戏的实验范式探讨了在与“受信任者”高/低可信赖性有关的信任线索时,具体情绪的确定性维度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实验一发现,当被试被告知“受信任者”在可信赖量表上的得分（高/低）时,个体在高确定性情绪（开心和愤怒）下的信任判断比低确定性情绪（悲伤）下的信任判断上更容易被受信任者的“可信赖性”水平的高低所影响;实验二发现,当告知被试“受信任者”的群体身份（内/外群）时,个体在高确定性情绪（开心和愤怒）下的信任判断比低确定性情绪（悲伤）下的信任判断更容易被受信任者的“内外群”身份所影响。上述结果表明,高确定性的情绪比低确定性的情绪更容易使被试的信任判断受到与“受信任者”是否值得信赖有关的线索所影响。     

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探讨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E)的关系。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调查472名大学生,筛选未受虐待者为对照组,并设定情感虐待伴情感忽视(EAEN)、情感忽视伴躯体忽视(ENPN)和情感虐待伴躯体忽视(EAPN)共3个实验组。结果表明：⑴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发生率分别为7.3%、40.2%、12.0%、42.1%、41.3%;⑵典型相关分析发现,虐待和RESE的整体相关显著,虐待变量和RESE变量可被自身典型变量解释的比例分别为34.5%和36.8%,冗余指数分别6.7和7.2;⑶EAEN和ENPN组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EAPN组,对照组调节积极情绪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3个实验组。     

情绪能预测股市吗?

人类的非理性被经济学家Keynes视为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而情绪是非理性行为的背后推动力之一。那么情绪是否与股票市场波动有关, 甚至预测股市波动？首先, 笔者从心理和神经生理角度出发, 尝试解释决策主体情绪、社会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金融决策的。其次, 笔者将情绪与股市关系研究大致划分为投资者情绪与社会情绪研究。投资者情绪研究主要通过主观调查和客观市场指标构建情绪指标; 而近年来的社会情绪研究, 尤其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社会情绪研究, 为情绪与股市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关于情绪与股市的关系问题远未定论, 情绪影响股市的内在机制也有待未来研究继续深化。而互联网大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在情绪与股市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中, 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情绪调节目标的分类与优化

摘要：情绪调节目标决定人们是否调节情绪以及怎样调节情绪。基于情绪调节服务功能的类型差异,可分离出以下类型的调节目标：增加积极体验可满足享乐性需要,社会事务需使用情绪的工具效用,复杂体验的融合可优化自我成长,而情绪体验的文化精致可促进自我与世界的融合。这些目标既可能相互一致,也存在多种冲突,对幸福体验产生综合影响。拓展积极情绪最大化的暂时性适应角色,理解内隐层面的心理因素和文化价值正当性对调节目标的制约,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特征的潜在类别分析：基于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对2288个留守儿童样本用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SDQ）进行施测,并对他们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特征进行探索性的潜在类别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存在明显的分组特征。统计指标支持了3个潜类别的模型,根据3个潜在类别在问卷各条目上的条件概率特征分别定义为：“适应困难组”,“行为冲动组”和“良好适应组”,3个潜在类别所占全体样本的比例分别为32%、41%和27%。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相比较良好适应组而言,适应困难组和行为冲动组有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水平效应,适应困难组和行为冲动组的男生所占比例更大;同时,这两个组的小学生所占的比例也更大。     

愤怒的聚光灯效应对个体新闻阅读的归因影响

最初情绪的聚光灯理论仅从效价角度出发,解释了情绪通过影响注意范围,干涉个体归因,没有针对其它情绪（譬如愤怒）做进一步验证。本研究通过2（情绪）×2（因素显著性）×2（性别）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进一步揭示了愤怒的聚光灯效应对个体新闻类信息归因的影响方式。共有243名在校学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99名,年龄在19~25岁之间。本研究将原有的锚式（anchor）归因计分改为对显著和非显著信息独立计分。结果发现：愤怒对个体归因的影响结果与负性情绪的聚光灯效应相一致,并且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增加了对显著因素的归因倾向,一方面抑制对非显著的归因素因倾向,且不存在性别差异。另外,本研究发现新闻中某一信息的显著程度亦会造成归因偏差。本研究为聚光灯理论提供了新的实验支持,并就愤怒效价上的模糊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     

情绪性人格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汶川地震两年后,采用小五人格问卷、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49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讨青少年创伤后成长与情绪性人格、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显示：（1）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年龄、性别差异不显著;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体验的改变分值最高,其次是自我觉知的改变,得分最低的为生命价值的改变;（2）积极应对方式在情绪性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则不发挥直接的中介作用;（3）情绪性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低社会支持组的个体情绪性人格越高,越容易采取积极认知、寻求支持等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产生更高的创伤后成长。     

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采用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儿童行为问题核查表和应对方式问卷,考察汶川地震极重灾区980名小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应对方式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地震后1年半,灾区小学生攻击行为水平较低,但男生的攻击行为明显高于女生;积极认知在回避性症状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中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负向发泄分别在回避性症状和警觉增高症状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中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