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智力:一种被“冷落”的“热智力”

人格智力(PI)是指个体在对人格及其相关信息推理的基础上,利用这些信息提高一个人的思想、计划和生活经验的能力,包括识别人格信息、形成人格模型、引导个人选择以及系统化计划和目标等相关领域。作为一种新兴的“热智力”,PI并没有像当年情绪智力(EI)那样受人关注。文章从PI的范畴、领域及其局限性等角度分析了这一新能力遭遇“冷落”的原因,指出了PI在整合以人为中心的智力过程中存在概念宽泛、界限模糊、测量的科学性及其形成与发展等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对公平决策的影响:公平感知的作用

为探讨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对公平决策的影响以及其中介机制,采用了两轮最后通牒博弈提议者实验任务,第一轮测量分配方案被接受和拒绝的情绪预测偏差,第二轮测量提议者的分配方案。研究结果表明:(1)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影响公平决策;(2)公平感知在提议者情绪预测偏差与公平决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认为,提议者对积极结果的情绪预测偏差,会降低其公平感知,进而降低其分配方案公平性; 提议者对消极结果的情绪预测偏差,会提高其公平感知,进而增加其分配方案公平性。     

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

不断占有剩余价值以自我增殖,进而无度扩张,这构成资本的内在逻辑。资本提升了劳动能力,改进了劳动方式,变革了全部社会关系,瓦解了封建体系,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但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劳动采取异化形式沦为资本增殖的元素,引发资本统治劳动、人为物驭的发展悖论,此一洞见构成马克思劳动人本思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向度。透过劳动从属资本的迷雾,马克思深度揭示了劳动发展与社会演进和人的本质的内在同一性,确认了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指明了经由劳动和劳动者解放实现人的解放以及资本逻辑消亡的必然性,彰显了劳动人本思想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的价值诉求及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之维。     

小学儿童在不同刺激材料中的左右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能力及策略分析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图形刺激材料和文字刺激材料入手,探查了7岁、9岁、11岁儿童的一维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能力的发展水平及其认知策略。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小学儿童的一维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能力从7岁到9岁,从9岁到11岁都有显著性提高。7岁儿童处于能力的初步形成期,9岁儿童是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期,11岁儿童已基本具有了一维空间方位单模型条件下的传递性推理能力;(2)小学儿童在图形刺激材料条件下的推理成绩显著优于文字刺激材料条件下的推理成绩;(3)前提数量的增加没有对小学儿童的推理造成显著性影响;(4)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模型建构策略的使用者越来越多,但在图形刺激材料和文字刺激材料下,儿童解决问题的策略有所不同。在图形刺激材料下,大部分7岁和9岁的儿童采用知觉策略,11岁儿童中只有少部分人使用这一策略。在文字刺激材料下,模型建构策略是儿童推理的主要策略。少部分7岁儿童使用模型建构策略,大部分9岁儿童和绝大部分11岁儿童使用模型建构策略来解决问题。     

儿童对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的认知

用设置故事情景的方法对儿童对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的认知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表明,4～7岁儿童能够认知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认知能力随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情绪效价和情绪情景的匹配性影响儿童对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关系的认知。4、5岁儿童更能认识到正性情绪情景条件下体验到负性情绪的他人情绪与过去经验的关系,其得分显著高于其它情绪情景故事和行为故事。     

不同情绪模式的图片刺激启动效应

探讨了不同情绪模式的图片启动效应。选取大学生被试240名,将其分成4组,一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实验组组分别施加愉快、悲伤和恐惧情绪刺激,控制组施加中性刺激,然后检测4个组的情绪变化情况。结果发现,通过图片产生的情绪启动效应是明显的,实验组的情绪强度都超过控制组,尤其是愉快情绪和悲伤情绪,与控制组差异显著。研究还发现了情绪启动效果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趋势,消极情绪（悲伤情绪和恐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度锐减,在3分钟内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在短时间内（5分钟）,积极情绪（愉快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是由于人的心理促进作用造成的     

创造性认知重评在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及其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在负性情绪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传统认知重评重构程度不够高、调节效果不明显的问题, 研究团队在先前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使消极情绪“转负为正”的高效情绪调节方法, 即创造性认知重评, 这种调节策略伴随着大脑海马的新颖联结形成和杏仁核的积极情绪唤醒。然而这些工作采用“指导式”的重评更像是对重评解读的“理解”而非主动的情绪调节; 鉴于主动情绪调节的产生难度较大, 造成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实际应用上的两难困境。基于此, 本项目拟指导受试者进行创造性认知重评的学习, 通过学习将这种策略迁移并且应用到生活中的负性情绪调节事件中。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行为学上, 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少年群体负性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 (2)影像学上, 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迁移前后在脑认知表征模式上的变化。本项目是对已有工作基础的延伸和拓展, 为验证和推动创造性认知重评成为一种可学、可用、高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情绪面孔的意识神经相关物及其无意识自动加工：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

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尚有争议, 且个体能否无意识自动检测视觉环境变化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非注意视盲范式操控视觉意识, 并引入具有社会信息的情绪面孔, 探讨意识的神经相关物以及视觉意识与自动检测变化机制的关系。在A阶段, 部分被试对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处于无意识水平; 在B阶段, 所有被试对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处于意识水平; 在C阶段, 所有被试对任务相关的情绪面孔处于意识水平。结果显示, 任务无关的情绪面孔的意识过程诱发视觉意识负波(visual awareness negativity, VAN)、晚期正成分(late positivity, LP)和晚期枕区正成分(late occipital positivity, LOP)。此外, 无意识的情绪面孔能诱发视觉失匹配负波(visual mismatch negativity, vMMN), 且其幅值不受意识影响, 但是受任务相关性调制。这些结果提示对情绪面孔的视觉意识在不同的时间进程上有不同的ERP指标——VAN反映早期知觉经验, 而LP和LOP反映晚期意识过程, 而且面孔情绪信息的自动加工独立于视觉意识, 但是受视觉注意调制。     

共情与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关系：来自ERP的证据

音乐情绪识别能力是利用音乐开展情绪调节的基本条件。传统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民族音乐反映了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在情绪调节和音乐治疗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是研究音乐情绪识别的有效音乐刺激。本研究采用跨通道情绪启动范式, 通过人际反应指针问卷筛选出高、低共情组被试各36人参加脑电实验, 考察共情能力对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的影响。脑电数据显示, 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内隐识别时, 将宫调和羽调音乐作为启动刺激, 诱发了中期的P2、N400以及晚期正成分LPC (Late Positive Component)。低共情组P2和N400成分的波幅大于高共情组, 高共情组LPC成分的波幅大于低共情组。本研究第一次从电生理层面考察了不同共情能力的个体在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时的神经反应差异。高低共情组在中国民族音乐情绪识别不同阶段的注意投入可能影响了其对音乐刺激的感受, 进而影响音乐情绪识别。     

儿童执行功能与情绪调节

大脑执行功能是一种调节、控制、综合、分析个体心理过程和外显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儿童的高级认知活动、社会性行为（同伴交往、攻击性行为）都受到执行功能发展水平的制约。研究者希望通过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了解整个执行系统的发展成熟过程,揭示执行控制机能的内在机制。同时,有研究者把执行控制这种认知神经机制和儿童的社会性行为包括自我控制、情绪调控等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研究,从中发现二者的联系。该文就这方面的核心问题以及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