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和情绪相互作用的研究综述

第二外语的习得在当今社会变得越发重要,但是即使能熟练使用第二外语的个体在理解情绪性信息时,也会发现二外中的所含有的情绪强度远小于母语,这一现象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从情绪启动范式、情绪stroop范式、内隐翻译启动范式、情绪词汇判断任务和记忆任务这些不同的实验范式为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综述和展望。     

领导感激表达能提高员工的追随行为吗？情绪表达真诚性的作用

感激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结合情绪的社会功能理论和社会等级的双策略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探讨领导感激表达对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效果。通过一个情景实验和一个多时点、上下级配对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所提的理论假设:领导感激表达通过增加感知领导声望进而促进员工的积极追随行为,通过减少感知领导支配进而抑制员工的消极追随行为。尤其是当领导情绪表达真诚性高时,上述关系更为强烈。研究结论有助于启示领导者要更多、更真诚地向员工表达感激。     

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作用

为探讨10～12岁儿童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关系,实验1采用第三方惩罚范式,招募233名儿童被试,实验2采用第三方补偿范式,招募238名儿童被试,考察三种分配(高度不公平、中度不公平和公平)情境下社会价值取向、情绪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两个实验的结果。结果显示:(1)在第三方惩罚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拿出更多金币用于惩罚分配者;(2)在第三方补偿任务中亲社会儿童(相比亲自我)在两种不公平情境下都拿出更多金币用于补偿接受者;(3)情绪只在高度不公平情境下在社会价值取向与第三方利他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采用第三方补偿(相比第三方惩罚)的儿童面对不同分配时情绪波动更小,在中度不公平情境下有更多利他行为。这些结果从发展的角度为社会价值取向对第三方利他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证据,强调了亲社会取向对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     

背外侧前额叶在安慰剂效应中的作用：社会情绪调节研究

为考察安慰剂效应在情绪调节中的脑机制,本研究以社会排斥图片为情绪诱发材料诱发社会疼痛,采用经颅磁刺激技术(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TMS)激活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cortex,DLPFC),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观测TMS对安慰剂下调社会疼痛的影响。实验以“TMS组别”(DLPFC组、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安慰剂条件”(安慰剂、非安慰剂)为被试内因素。结果发现, DLPFC组(n=50)比控制组(n=50)在安慰剂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更弱,反映情绪体验强度的晚正成分的波幅也更低,上述组间差异在非安慰剂条件不显著。结果还表明,DLPFC组比控制组更相信安慰剂的效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安慰剂。此外相关结果发现,由DLPFC激活导致的安慰剂效应增强可有效降低社交焦虑倾向被试的负性社会情绪。本研究是结合脑调控和脑观测技术探讨安慰剂情绪调节脑机制的首次尝试,研究发现不但揭示了DLPFC在安慰剂调节情绪过程中的重要因果作用,还为临床治疗以情绪失调为主要症状的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脑调控干预的可行性脑靶点。     

员工积极主动行为的组态效应：基于过程的视角

积极主动行为是一个既包含外显实施行为,又包含内在思维活动的行动过程。然而过往的文献却忽视了思维活动对积极主动行为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基于过程的视角,运用组态的思想和方法,研究了积极主动过程中的4个元素(预想、计划、实施和反思)对员工工作绩效和情绪耗竭的组态效应,并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和员工感知的领导信任对这种组态效应的影响,以及上述组态的增量效应。运用fs QCA方法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1)仅有高水平的实施并不能充分地带来高工作绩效; 2)无论环境不确定性是高还是低, 4个元素都高(低)的组态,均可带来高(低)工作绩效; 3)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无论实施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水平的预想、计划和反思足以带来高水平的工作绩效; 4)仅有高水平的实施,而预想、计划和反思处于低水平,会带来高情绪耗竭; 5)当员工感知到领导高度信任自己时,无论实施水平是高还是低,高水平的预想、计划和反思会带来低情绪耗竭; 6)总体而言,控制住个体差异和积极主动过程中各元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后,组态仍能预测结果变量,而各单独元素不再能够预测结果变量。最后,本文讨论了上述研究发现对于积极主动行为的理论价值和管理实践的启示。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深处的凝望——何多苓绘画背后情绪的传达

何多苓作为当代油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绘画风格充满着文人气息的士意。结合何多苓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同时通过自述与他述,了解其绘画内容与形式,解读其绘画作品中的情绪,并探究其情绪的传递途径。由此得出何多苓的绘画的情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经历的变化而变化,并运用色彩、构图、笔触的形式进行情绪的传达。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对恐怖情绪的调节: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差异——一项ERP研究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通过测量由视觉诱发的脑电成分晚正波(LPP)来比较情绪调节策略在生理电特征上的差异,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优劣。实验结果表明:(1)从波幅的角度来比较:在400—600ms时间窗口内,认知重评条件下恐怖图片诱发的LPP波幅显著小于在自由观看条件下的波幅,而表达抑制和自由观看组所诱发的LPP波幅差异较小。(2)从时间进程的角度来比较:认知重评与自由观看组的差异发生在400ms并持续到600ms;而表达抑制和自由观看之间的差异发生在450ms但是只持续到550ms。这表明认知重评相较于表达抑制,对负性情绪起调节作用开始较早,并且持续时间较长。这为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策略提供了神经生理学上的证据。     

《春秋繁露》人性论与先秦性情思想

董仲舒人性论中性善情恶(性阳情阴)思想是在先秦诸子的性情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建立在先秦天命至人性疏离分化的基础上,由心性两分进而性情两分,最终引入阴阳观念,而导致性善情恶理论的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只是叙述、逻辑上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历史的、时间性的过程,在先秦人性思想演进过程中,上述分化、演变往往同时、乃至在同一文本内部交错进行,并因思想派别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心性、性情的分疏离合过程其本质则是人的自然之性与哲命、义理之性的分疏离合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