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

艺术与生命是一种共存与共灭的密切关系,艺术的创造与发展离不开人类情感的倾注。在漫长艺术史中,人类的情感赋予艺术新鲜的活力,人类用抽象的艺术思维去创造尽量脱离物质而表现精神现象的世界。不管是音乐、美术还是诗歌、建筑,艺术无不以其别具一格的形式诠释人类的生命,艺术只有将情感对象化,并以各种形式变现出来,才能称之为艺术,因此我们感受艺术的美,艺术带来的幻想的同时,艺术越来越成为我们身边不可或缺的主体。     

浅谈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歌唱教学

歌唱是歌唱者发自心灵的呼唤,是其自我情感的表达。在小学音乐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中,我们要想通过歌唱学习来唤起孩子们心中美好的情感,使其体验音乐作品中的丰富内涵,首先就必须使孩子们真正领会歌曲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真正树立其音乐形象,使其与音乐元素相结合,赋予音乐元素以生命的活力;其次教师必须注重情感教学,让学生在愉悦的心情中得到美的享受,用情感架起学生与音乐之间的桥梁。为此,可以多采用欣赏法、范唱法,让美的旋律反复出现,不断在孩子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还要注意切分节奏、装饰音的运用,以及用圆润、连贯的声音来表现歌曲。除此之外,还要将音乐的节奏与歌曲的意境相结合,将音乐的旋律与歌曲的情感相结合,将音乐力度与歌曲的表现相结合,这样才能将我们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搞好。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集群规模的形成与发展

集群行为与冲突密不可分,它既是群际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冲突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规模不等的示威维权行动严重威胁到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学者已经针对西方现有研究成果对集群行为出现的前因变量:如群体效能、群体认同等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然而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等问题等少有探讨。本文试图结合集群参与者的个人特征(自我调节定向)、环境线索(阀限效应、调节定向匹配)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予以浅谈。     

抑郁个体对社会反馈的加工：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功能障碍。本文以“社会反馈”这一重要社会性信息为切入点,综述了抑郁症患者及抑郁倾向人群对社会反馈的体验、期待及情绪调节障碍的研究现状,发现抑郁个体对社会奖赏存在快感缺失,对社会排斥、社会拒绝等负性反馈表现出过敏化,对社会奖赏的期待降低,且可能存在情绪调节困难。目前此领域存在社会与非社会反馈神经机制的异同不清楚、异常脑区与社会反馈加工障碍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以及无法排除抑郁症患者和抑郁倾向人群存在不同社会反馈加工模式的可能性等问题。     

心理虐待对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人格特质的中介作用

采用儿童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心理虐待量表对405名8～12岁儿童进行研究,考察人格特质在心理虐待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儿童心理虐待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神经质与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儿童内外倾与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2)儿童神经质在心理虐待与儿童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关系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3）该中介模型具有性别和年龄的测量等值性。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心理虐待可以通过神经质的中介作用影响不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论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游叙弗伦困境”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代表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英国道德情感哲学的理论高峰,然而,这种道德哲学却蕴含着一种可以被称为"游叙弗伦困境"的内在理论缺陷。分析"游叙弗伦困境"的表现形式、内在根源及其理论后果,探析斯密道德哲学具有的内在缺陷,客观评价包括《国富论》在内的斯密全部学说以及由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可以为当代道德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启示。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应急救援团队的个体与团队情境意识：社会网络关系的调节作用

采用地震后建筑物倒塌,被困人员转运的任务情景,以99名消防指挥系大四学员为被试,研究个体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关系中的网络密度和结构洞指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个体情境意识与团队情境意识不相关,即团队情境意识不是个体情境意识的简单相加;(2)共享情境意识对团队情境意识有负向影响：个体情境意识之间的差异越大,团队情境意识就越高;(3)对于网络密度较大的团队,结构洞对共享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4)对于网络密度较小的团队,结构洞对共享情境意识和团队情境意识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的作用。     

高中生感恩与心理一致感的关系:积极情感与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

采用整群抽样法对449名高中生进行了感恩,积极情感,积极应对以及心理一致感的测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积极情感与积极应对在感恩与心理一致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下:(1)感恩既对心理一致感有直接预测作用,占总效应的46%,又可以通过积极情感与积极应对间接作用于心理一致感,占总效应的54%,总中介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2)感恩到积极应对作用路径的差异值临界比(CRD)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路径系数(γ=.43,p.01)显著高于女生(γ=-.01,p.05)。     

基于日重现法的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情感体验的视角

采用日重现法对山东省616名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2)农村居民感到最愉快的活动是亲密关系/性活动,其次是宗教活动、玩;感到愉快程度最小的活动是没有工资的干活,其次是有工资的干活、外出。(3)农村居民感到最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子女,其次是朋友;感到最不幸福的交往对象是同事,其次是领导;(4)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等因素对山东省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合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