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理由而行动

实践理由是由心理状态还是心理状态所回应的事实（即所谓的成善属性）所提供的,这个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给出理由的日常实践的含混所造成的。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行动论说则向我们表明,这种含混是忽略了理由在本质上具有自反结构,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对于成善属性的回应,同时还意识到对于这种成善属性的回应是恰当的。一旦把提了理由的这两个特征,我们就可以区分行为与行动,后者是为了某个目而实施某个行为,既包合行为,也包含目的。由此,选择的对象与道德价值的承担者均应是行动,而不是行为。不仅如此。理由与行动相关的方式与目的和行为相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行动的实践理由不是外在于、后于或分离于行动的因素,理由的描述与行动的说明是同一回事。     

超越效价和唤醒—— 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述评

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认为, 高动机强度的情绪窄化(narrow)认知加工而低动机强度的情绪扩展(broaden)认知加工。该理论超越了先前对效价和唤醒两大情绪维度的二分法, 证明了情绪的动机维度对注意、记忆等认知加工产生扩展和窄化效应, 深化了积极情绪的扩展-建设理论, 有助于深入理解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未来研究应建立动机维度的操作性定义, 并进一步发展出诱发不同动机维度情绪的标准化刺激材料或任务。     

工作满意度的个人取向研究综述

文章回顾了工作满意度的个人取向研究。首先详细阐述了个人取向研究下的个人情绪情感、人格及性别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成果。接着探讨了这些研究结果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最后对工作满意度的个人取向研究进行了评价和总结。     

儿童社会观点采择的发展及其子类型间的差异的研究

对幼儿园大班至小学阶段的４２５名儿童施以认知和情感两类观点采择测验,考察儿童社会观点采择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两类观点采择的发展趋势及水平上的差异。结果发现：６岁左右儿童在准确推断他人观点方面还存在较大困难。６—１０岁左右是儿童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１０岁左右儿童已能根据环境信息较准确推断他人的观点：儿童认知观点采择与情感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但后者的发展水平极显著地落后于前者。     

刺激属性对内隐社会知觉的影响

本文通过选择不同词性（消极词、积极词和中性词）的双字词64个,主要对“刺激属性”变量进行了实验操作;采用“意识过滤”技术和速示辨认测验对内隐社会知觉的特点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实验材料的笔划数和被试的性别对内隐社会知觉没有影响,刺激的特性和刺激的启动作用对内除社会知觉有显著的影响;同时还证明速示辨认测验不受意识的“污染”,将速示辨认作为内臆测验的方法是比较“纯净的”。     

柯林斯语义层次网络模型的实验研究

应用语义验证法对柯林斯与奎利安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柯林斯等人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不完全适用于人脑的信息加工;(2)被试对主语所指称客体的熟悉程度是决定语义验证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3)被试提取概念各属性的时间并非完全由属性储存的位置决定的。     

从归因理论的角度探讨我国大学生的社会性评价

本文采用归因理论研究方法测试我国大学生对五种生理病症和五种心理、行为引起的疾患或缺陷的责任归因、情感反应和帮助行为的关系,借以探讨我国大学生对疾患者的社会评价的特点和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这是一种可用于研究社会性评价的方法。同时,这项研究也体现了我国大学生对某些社会性评价的特点。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元分析的证据

为厘清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独特影响,并比较不同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对包含204个独立样本、340个效应值及91145名员工的164篇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1)与一般主管支持行为相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任务绩效、创新行为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强的积极影响。(2)工作对家庭冲突(资源视角)、领导-成员交换(交换视角)和情感承诺(情感视角)均能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的作用机制,并互为补充。具体而言,三者均能中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任务绩效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和情感承诺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对家庭冲突和领导-成员交换则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生活满意度中发挥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可靠结论,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其作用机制。     

利手与内隐左右空间情感效价关系的眼动研究

为探明手动作流畅性和情感材料呈现空间在不同利手者左右空间情感偏好中的关系,本研究将情绪Stroop范式和眼动测量相结合,通过反应速度和眼动数据将动作流畅性和空间情感注意偏向相分离,并考察其交互作用。结果发现右利手个体的反应速度存在优势手效应,不同利手者在使用左手时表现出对优势手同侧空间的内隐情感偏好,表明右利手个体的反应速度存在优势手流畅性的主导作用,手动作流畅性和内隐空间情感偏好的作用可以分离。     

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情感技术迅猛发展,不断提升着机器模拟人类情感识别、表达与应答功能的能力。在便利生产生活的同时,人工智能情感加剧了情感生活的数据化、工具化、机械化,冲击着情感的私密性、真实性、体验感、意义感,衍生出情感隐私泄露、情感欺骗盛行、情感控制加剧和情感能力退化等伦理风险。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驱动、情感算法自身的局限性、伦理观念的相对滞后与工具理性的泛滥。应对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合理规制资本、推动科技向善。具体而言,应实行敏捷治理、健全伦理法规、深化人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