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及其可塑性

自动情绪调节无需意识决定、注意加工及有意控制, 改变着情绪轨迹。迄今为止, 研究仅限于证实其确能低耗高效地改变情绪过程, 尚未对其如何改变情绪过程进行研究。以自动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可操作性, 可从行为和心理生理层面, 对自动情绪调节改变情绪过程的机制进行实验研究。研究问题包括：1)通过EEG技术检验自动情绪调节是否影响预备阶段行为反应倾向; 2)自动情绪调节对注意的注意觉醒、注意朝向和注意执行三个阶段的作用机制; 3)自动情绪调节对评价和反应的作用机制; 4)自动情绪调节的可塑性在脑活动上的体现。最终确定自动情绪调节的加工规律, 构建其预备-注意-评价-反应模型, 并为有效控制情绪紊乱和研究出高效的情绪调节干预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基于认知和情绪反应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发展模型

无礼行为在工作场所中广泛存在, 但由于其强度低、意图模糊等特征, 从而使组织很难有效地甄别、预防或控制它。在总结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笔者展开了下列三方面的工作：首先, 厘清无礼行为与其他相关不良行为的概念边界; 其次, 梳理了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相关理论模型的发展进程, 主要介绍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模型、情感事件理论模型和无礼行为的情绪反应模型; 最后, 基于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主张建构一个以认知和情绪反应为中介, 以社会文化、人格和组织因素为调节变量的无礼行为的模型, 并建议未来的研究运用纵向实验设计的方法来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走向, 以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和深化无礼行为的发展机制模型。     

领导者情感的作用机制：一个跨层的整合观点

领导者情感能够影响下属个体绩效和团队整体绩效, 但作用机制尚不清晰。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情绪传染理论, 在个体层面上, 领导者情感通过情绪传染和领导者行为两条路径影响下属情感, 进而影响下属绩效和工作态度。其次在团队层面上, 个体情感通过情绪传染和交叉影响形成团队情感基调, 通过影响团队过程, 进而影响团队绩效。最后, 文章提出领导者情感的跨层整合模型, 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一种混合型前瞻记忆的干扰效应的神经机制

采用3（任务类型）×2（时段）被试内实验设计,对比一种混合型前瞻记忆（MPM）和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EBPM）在不同时段对进行中任务的干扰效应的神经机制。结果表明,在目标出现的时段,MPM对进行中任务有干扰效应,额区电极最活跃,额区电压最高,而在非目标时段MPM无干扰效应,但刺激出现后200-300ms额区电极较活跃。说明前瞻记忆任务在大脑中可能处于较高的激活状态,额叶灵活地调配意识的不同状态在前瞻记忆加工中参与的程度和时段。     

不同科学创造力个体干扰抑制机制的比较*

选取《科学创造力量表》筛选出高、低科学创造力个体各20名,通过完成经典Stroop色字干扰抑制任务,探讨高、低科学创造力的个体抑制机制的差异。结果发现:在Stroop色字任务上,无论是高科学创造力组还是低科学创造力组,都出现了Stroop干扰效应,但低科学创造力组的Stroop效应更明显;高科学创造力组在字色不一致条件下的错误率显著低于低科学创造力组,但是两组被试在Stroop任务反应时上差异不显著。本研究结果提示高科学创造力个体的认知抑制能力强于低科学创造力个体。     

职场欺负的旁观者：角色、行为与影响机制

职场欺负作为一种消极人际行为, 会影响到与行为当事人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的旁观者的身心健康, 而旁观者在职场欺负中的不同角色和行为(支持受欺者或实施者, 或袖手旁观)又会反过来影响职场欺负的发展态势。旁观者的公正道德观念及其对职场欺负的情绪体验, 通过社会交换和学习过程, 影响着他(或她)在职场欺负中的行为。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 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 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 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反社会行为潜在遗传因素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反社会行为是一种受基因和环境共同影响的复杂性行为, 但单个基因如单胺氧化酶基因(MAOA)、5-羟色胺转运体启动因子基因(5-HTT)、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的影响并不能全面解释其产生的分子遗传机制。来自分子遗传学研究取向的方法—— 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把人类基因组中数以百万计的单核苷酸(SNPs)和复制数变异(CNVs)作为遗传标记, 在全基因组层面上, 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关联研究, 经过反复验证来发现与外在表型相关的基因位点, 为进一步了解反社会行为复杂分子遗传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科学的实验设计将精确的基因分型技术与心理、环境因素相结合, 实现对复杂性行为或特质的基因-心理-环境模型的成因性分析。     

成瘾人群跨期选择的神经机制及干预方法

成瘾可分为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 两类成瘾人群在跨期选择上都表现出高时间折扣率的缺陷, 但也有各自的特异性特征。成瘾人群跨期选择缺陷的神经基础主要集中在评估网络(腹内侧前额叶、纹状体、后扣带皮层等)、认知控制网络(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等)和预期想象网络(海马、杏仁核等); 可利用心理训练来改善成瘾人群跨期选择缺陷, 其干预方法包括工作记忆训练、预期想象训练、金钱管理指导等。未来研究应该从成瘾者跨期选择缺陷的认知机制、3个神经网络系统的交互作用机理、行为遗传学以及开发有效的干预方法等方面展开大量研究。     

判断与决策中的情感启发式

情感启发式是指在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中,个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利用自己对任务选项的主观情感反应来做出决策。具体来说,个体头脑中物体和事件的表征会激起不同水平的情感体验,这种不同的体验会对所有的表征做出积极或消极的标记,人们根据这些被标记的体验来做出判断和决策。情感启发式是个体在决策中常用的策略。目前,关于情感启发式心理机制的解释主要有情感启发式模型和双加工理论。此外,情感启发式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验、时间压力、可评估性和计数能力等。未来的研究应主要集中在探究情感启发式的产生根源和进一步扩展情感启发式应用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