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人际关系敏感的心理咨询案例报告

一位女大学生在由于人际关系敏感,不能与同学正常交往,出现焦虑情绪、睡眠障碍、学习效率下降等症状。咨询师通过摄入性会谈收集了资料,发现来访者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复杂的家庭关系有关。咨询师主要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来访者进行认知重建,通过5次咨询,来访者情绪趋于平稳,睡眠得到了改善,学习效率得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提高,人格进一步完善。     

两种道德情境下中学生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

将246名中学生分为三个年龄组,运用情境故事考察其在犯过和亲社会道德情境下的自我与他人情绪判断。进行卡方检验发现,在犯过情境中,12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均以消极情绪为主,14和16岁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存在差异,表现为他们对犯过情境中损人者的情绪判断多为积极情绪,而对自己的情绪判断则多为消极情绪;在亲社会情境中,三个年龄组的自我和他人情绪判断之间不存在差异,多以积极情绪判断为主。     

学习目标要求和时间压力对多媒体环境下自我调节学习活动的影响

探讨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高低不同的2种学习目标要求(作文目标与测验目标)要求与大小不同的2种时间压力(无时间限制提示与有时间限制提示)是如何通过61名被试的临场情境评估状况而影响其自我调节学习活动水平的。结果表明,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无论学习目标高低还是时间压力大小,被试的自我调节学习活动水平均存在显着差异;被试的临场动机控制状况(自我效能感、兴趣和情绪状态)不存在显着差异,而临场主观目标(目标方向与准备付出的努力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学习目标要求与时间压力对实际自我调节学习活动的影响是以被试的临场主观目标为中介的。     

老年人特殊生活事件的应对意向与情境性应对

该研究旨在对老年人合法权益受侵此类特殊生活事件的应对意向（ＣＩ）和情境性应对（ＳＣ）进行比较分析,多元因素分析结果鉴别出应对意向的五种方式及其三种基本类型,以及六种情境性应对方式和四种应对类型。研究也发现今老年人采用不同方式的ＣＩ和ＳＣ的旨弱程度存在的异同点。同时,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和法规了解程度是影响ＣＩ和ＳＣ的显著因素,此外健康状况和性别也分别对ＣＩ和ＳＣ产生影响。     

初中生社会技能角色扮演测试的多因素实验研究

以初中生为被试,以社会技能为目标行为,对角色扮演测试进行研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外在效度。研究采用２×２×２三因素实验设计,通过现场测试、刺激控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实验方法,着重探讨了角色扮演情境内容、测试指导语、实验助手的交往方式三个因素对被试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角色扮演行为随情境操纵的变化而变化,并发现在采用个体化的测试情境、低水平要求的指导语及非结构化的交往方式的情况下,外在效度最高。另外,多元回归统计分析表明被试性别、已有水平等对角色扮演行为水平也有影响。     

2岁儿童在压力情境中的情绪调节策略

该研究考察了中国文化背景下２岁儿童在实验压力情境中的情绪调节策略及特点。对１４０名２１－２７个月的儿童进行实验室录像观察,压力情境有五种：陌生人情境、玩具延迟任务食物延迟任务,分离－单独情境,分离－生人情境。     

对8─16岁少年儿童认同从众反应原因的研究

个体从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文献,假设有５种原因,以１００名８～１６岁少年儿童为被试进行测试,反应结果证实了这５种原因。然后,要求上述年龄的４００名被试对有关线段长度的和有关道德判断的从众反应情境、就５项原因作主次排序。结果表明：被试认为从众反应原因的主次顺序依次为“多数人更正确”、“表示归属群体”、“为了表示友好”、“为了免受责难”、“图省事不费心”;同时这种总趋势会因被试的年龄不同和从众情境不同表现出不同特点。     

对8─16岁少年儿童认同从众反应原因的研究

个体从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文献,假设有５种原因,以１００名８～１６岁少年儿童为被试进行测试,反应结果证实了这５种原因。然后,要求上述年龄的４００名被试对有关线段长度的和有关道德判断的从众反应情境、就５项原因作主次排序。结果表明：被试认为从众反应原因的主次顺序依次为“多数人更正确”、“表示归属群体”、“为了表示友好”、“为了免受责难”、“图省事不费心”;同时这种总趋势会因被试的年龄不同和从众情境不同表现出不同特点。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无手机恐惧: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手机分离?

无手机恐惧是一种由手机不在身边或无法使用手机所诱发的情境性焦虑。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了无手机恐惧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从错失恐惧、手机依恋和自我扩展等视角解释了无手机恐惧发生的原因。综述以往的实证研究发现,无手机恐惧的发生会受到个体特征(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等)和手机使用行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无手机恐惧会对个体的认知与学业表现、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压力感、心理健康、生活方式和睡眠等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未来研究应厘清和完善无手机恐惧的结构与测量工具,拓展无手机恐惧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进一步探讨无手机恐惧的影响因素、后效及作用机制,并加强对无手机恐惧的干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