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决策能力与风险相关标准

患者决策能力对于患者享有临床知情同意权具有重要意义。风险相关标准主张决策所需的能力水平应该根据决策的结果来调整,单一的决策能力标准是不够的。决策结果带来的风险越大,能力水平要求越高,反之则可以要求较低的能力水平。该主张的伦理本质是不合理家长主义,并且,它意味着对同一决策任务,个体可能只有同意的能力而没有拒绝的能力,因而在经验上也站不住脚。患者决策能力标准仅应根据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和难易程度视该决策特性来决定,而独立于患者实际决策结果。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重大传染病感染患者的道德创伤隐患研究

重大传染病疫情背景下,病原体的不断变异、疫苗保护效力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后遗症会导致疫情难以控制,并且造成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特殊弱势群体—感染患者。在感染患者从疑似患病到康复的期间,影响他人工作生活、恶化疫情防控形势、感染他人、亲友的抛弃、传染病污名化、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的歧视与排挤等潜在的道德创伤源会对其内心原本的道德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改变其原有的道德认知并击溃其积极的道德情感,从而产生道德创伤。在此基础上,感染患者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信任问题、精神问题、生存问题以及诸多消极观念。

     

叙事医学反思性写作对共同决策价值探析

以叙事医学工具反思性写作为切入点,首先从医方、患方及外部环境三个角度分析了当前医患共同决策所面临的临床实践困境,其次在对反思性写作概念、实践特点概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叙事能力对临床工作的重要性、叙事医学伦理对决策困境的作用,最后从促使医方自我反思,避免引导式决策及权威主义;弥合医患视阈差异,达成决策共识;阐明并澄清患者偏好及价值观,促进个体化共同决策;提高患者参与决策意愿,调动参与决策积极性;缓和医患关系,实现医患共情,促进共同决策良性互动五个方面阐述了反思性写作对医患共同决策困境的助力作用。

     

权利、义务与尊纪守法

中国发展的近20年，我国基督教向世人展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信教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回报社会“作光作盐”，一片爱心。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信教公民的关心、爱护，也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透视医疗纠纷——辨析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生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患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争端。由于我国卫生法制的滞后,患者被作为消费者伸张权利逐步成为趋势。但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决定患者不能与消费者等同。医患双方应在更好的游戏规则下协调关系,减少纠纷。     

论艾滋病人及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艾滋病防治条例》,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精巧的设计.本着保护人权和预防疾病的需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在医疗活动、人身权益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都进行了很好的平衡.     

自由主义:伦理内涵的嬗变与困境

任何完整的政治理论都有其特定的价值结构,为其现实政治主张、制度结构、政策机制的提供伦理支持,并随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发展而变换其内涵。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分为启蒙时期、功利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等重要阶段,自然权利、功利原则和社会公正分别是其不同时代的核心价值要求。阐释和分析自由主义的伦理内涵变换及其理论和现实困境,为了解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变换及政策走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视角。     

1929-1931年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

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后,遵照孙中山生前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策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军政,实行训政。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搞一党专制,所以自1929年上半年起,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从人权角度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场带有强烈宪政诉求的“人权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冲突的历史第一幕。但是,近三年(1929—1931年)的“人权论战”,“新月派”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围攻,腹背受敌。“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