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四书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自南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开始,"四书学"即逐渐形成,并在历史上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近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对"四书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有多部专著出版。本文拟勾勒其中的研究脉络及趋向,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握"四书学"研究的现状。一"四书学"治学方法研究     

唯识学八识结构及其奥义演绎(下)

四、阿赖耶识与十八界在唯识学的八识中,阿赖耶识是根本和枢纽,被视为是世间万象的原因和众生轮回的所依,是佛教实证出世间正智的所缘境,也是涅槃的依托。阿赖耶识是染净同源。染的方面:由于阿赖耶识受到虚妄现实的相应熏习,即阿赖耶识是对前七识杂染现行诸法力用的储藏而含有不净因子(种子),由此称阿赖耶识是染污的。净的方面:有两层涵义。其一,由于阿赖耶识对世间"境""尘"没有任何具体介入、没有任何闻见觉知,对世间现实没有任何贪著,所以阿赖耶识便具有不遮蔽真理实相的"无覆无记"的伦理性质,由此在阿赖耶识的识体上便显出清净性;这种清净性便是阿赖耶识实性,又称此为真如(此指因地真如,而不是成佛时的果地真如;因地真如是见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佛教哲学与精神文明

为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弘扬佛教文化之精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根据赵朴初会长指示精神,于今春发起举办“佛教与精神文明”学术笔谈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不少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赐稿,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经过深思的真知灼见。本刊选择若干篇先予刊载,研究所将把笔谈会成果选编成专集,广为流通,以引起教内外人士对这一既具学术性又含现实性的重要问题之重视和研究,促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自主学习思想探析

从自主学习的价值、自主学习的原则、自主学习的教学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的自主学习思想。中国古代学者强凋为学贵在自求自得。注重立志、学思结合、知疑善间、自我省察、相互切磋等自主学习原则。主张遵循启发式的、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中文“原因不确定感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降低不确定感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人们的不确定感主要来源于行为和事件原因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最近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Weary和Edwards提出了“原因不确定感”(Causal Uncertainty)的概念(1994)．它是指人们对自己、他人的行为及周围世界所发生事件的原因主观上的不确定程度。     

妇产科学临床诊疗中的思维

从辩证思维方式在妇产科学临床诊疗中的运用入手,通过多个临床诊疗的实例,说明哲学与医学的共通性。哲学辨证思维的开阔思维方式,可以使妇产科学的临床诊疗活动更加全面和完善,使临床诊断更加精准,制定的治疗方案更加合理,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医疗纠纷。     

张伯端内丹学思想探微

道教内丹学致力于为其宗教实践提供具体范式的指导,围绕着这个历史使命,内丹学对实证形上道体的方法、形上道体与形下经验世界的关系等诸多宗教哲学问题进行了思考.北宋张伯端及其内丹学思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提出"大丹妙用法乾坤",认为宇宙生成的本原、轨则与丹道之理相契合;"逆行归元"是丹法的重要原理,人只要"返根复命"即可以"长存";又提出"先命后性"、"以命取性"的性命之学;而其宗教理想则重视"见末而悟本,舍妄以从真",以证得无上至真妙觉之道为目标.这些宗教哲理对宋以后道教内丹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奠基作用.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