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视角

从一种尊重差异、欣赏他者的建设性的后现代立场出发,本文挑战了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简单化思维,揭示了民主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勾勒了后现代民主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与现代民主一味排斥东方智慧不同,后现代民主在根蒂上对东方智慧持一种非常积极开放性的对话态度,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对话态度使我们有可能整合吸纳一切传统智慧和当代智能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道义民主。其中既包括儒家智慧,也包括佛家和道家智慧,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民主的洞见。这是一种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民主,一种拥有道德底蕴的道义民主,一种协商民主,一种和谐民主,一种生态民主,一种全球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概念,无疑有助于拓展我们思想的苍穹,使我们得以换个视角重新审视民主,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不必重走西式自由主义民主的老路,不必重复西方已然犯下的错误。独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一条具有中国色彩和道德内涵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民主之路。     

运用基因表达式编程的自陈量表数据建模

探讨基因表达式编程对自陈量表测量数据的建模方法。运用威廉斯创造力测验和认知需求量表获得400位中学生的测量分数,通过数据清洗,保留383个被试的分数作为建模的数据集。运用哈曼单因素检验方法没有发现共同方法偏差。采用均匀设计方法对基因表达式编程中的5个参数进行优化配置,在测试拟合度最大的试验条件下,找到了测试误差最小的模型。比较基因表达式编程和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回归机、多元线性回归、二次多项式回归所建模型的预测精度。研究表明,基因表达式编程能用于自陈量表测量数据的建模,该模型比传统方法所建的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而且模型是稳健的。     

蒙罗对中国人性论与认识论的研究

文章介绍评述了美国汉学家蒙罗(Donald J.Munro)的学术成果.<早期中国人的概念>阐发了中国人性论中自然平等的观念和道德典范的作用,并发现了中国哲学中的行为主义倾向.<人性之象宋代的描写>侧重分析朱熹人性论中事实与价值的混合.<当代中国人的概念>研究了本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对人性的看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蒙罗着重分析了"帝国式的探索方式"的起源、弊端.     

现代知识分类思想下的学习迁移理论述评

本文概括并评论了在知识分类思想前提下三种主要的迁移理论,即认知结构迁移理论,产生式迁移理论和反省认知迁移理论。     

时间领导对员工助人行为的影响:工作激情和主动型人格的作用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人-境互动视角,应用bootstrap法根据260份有效问卷的数据执行路径分析,探讨时间领导对员工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时间领导正向预测助人行为;时间领导影响助人行为部分是通过和谐式激情与强迫式激情的并行多重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且和谐式激情的个别中介效应较大;由于主动型人格的调节作用,时间领导影响助人行为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在员工主动型人格较低时更强。     

基础流变与责任对称——论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难题的消解

阿格里帕三难问题对认知辩护的可能性提出了巨大挑战。与传统的基础主义、融贯主义、无限主义方案不同,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三难问题提出了一种诊断式的回答。根据推论语境主义,正是由于断言者和挑战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称,无穷倒退问题才会产生。一旦我们代之以“默认与挑战”(default and challenge)的辩护观,赋予断言者和挑战者同等的辩护责任,怀疑论问题就能随之消解。推论语境主义预设了辩护的论辩观,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本文基于知识论内在主义的立场捍卫了这一预设。整体看来,推论语境主义不仅消解了三难问题带来的怀疑论挑战,还发展出一种流变的基础主义,为克服独断论做出了实质贡献。     

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的双刃剑效应

底线心智是一种以获取底线利润结果为中心,而忽略其他一切竞争事项优先权(如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权益、员工福利等)的单维思维模式。虽然底线心智可能导致管理者只注重绩效而忽视其他对企业有利的重要事项,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但研究也表明底线心智能够提高员工工作专注度进而提升绩效。为进一步推进底线心智双刃剑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双刃剑效应的影响机制模型,指出领导者底线心智一方面抑制了团队风险承担意愿,进而相比于探索式创新更有益于利用式创新;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团队强迫激情,从而相比于团队创意产生更有利于团队创意实施。本文为深化底线心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也为组织和领导者如何更好管理底线心智提供了重要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伦理智慧

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根本的政治伦理问题。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以资本扩张和强权政治为其底色,以牺牲他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代价,造成深刻的国际不公和国际冲突、对抗,必然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和平、合作和共享为伦理底色,实现了对强权政治的伦理超越、对西式全球化的伦理补救和对资本逻辑的伦理规制,为消解全球性危机、维护世界和平和公平正义、破解资本逻辑带来的两极分化难题贡献了重要的伦理智慧。     

亚里士多德对快乐主义的颠覆与改造

快乐,是人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东西,实践哲学总是要对快乐有一个安置。然而,对快乐的评价总是处于快乐是善还是恶的争论之中,实践哲学也总是在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之间摇摆。亚里士多德全面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展示了,在实践生活中既有用理性战胜快乐以培养美德的面向,也有美德自身就有快乐且理性与快乐和谐的面向。为了让快乐的这两个面向相互协调,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快乐,即作为对欲望满足的过程的感觉的偶然快乐和作为成全的自然快乐;并且亚里士多德从运动（过程）和成全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两种快乐的存在性质。欲望满足式快乐的存在性质是运动,是较低的快乐,从而实现了对快乐主义的颠覆;成全式快乐的存在性质是成全,是较高的快乐,从而实现了对快乐主义的改造,拯救并高扬了快乐。     

多决策方法多交流方式的群体决策比较

采用人员选拔的实验室模拟实验,以160名被试组成40个4人群体,对4种决策方法和2类交流方式的群体决策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1）决策方法和交流方式对于讨论过程的信息交流具有显著影响;（2）以计算机为中介进行决策的被试知觉到的任务难度要高于面对面决策条件;决策方法对于群体成员有关实验任务难度知觉具有主效应;交流方式和决策方法对于群体决策过程满意感和结果满意感没有显著影响;（3）在以投票轮次来表明群体达成一致意见所需时间上,决策方法对于投票轮次具有显著影响。恶魔式辩护、辨证式查询两种方法下所需的投票轮次多于专家意见法和自由讨论法的投票轮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