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1401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了同伴侵害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Problematic online game use,POGU）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父母知情的调节。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后,同伴侵害仍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2）同伴侵害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POGU,还可以通过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而间接预测青少年POGU;（3）父母知情显著调节同伴侵害影响青少年POGU的直接效应,较高的父母知情可以缓冲同伴侵害的负面效应;（4）父母知情显著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段（学业自我效能感→POGU）,即低水平的父母知情放大了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POGU的风险效应。     

快乐的两个维度及正义

快乐通常被误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状态和一种主观感受。文章批评了这一观点,并且分析了快乐在现代社会中被凸显的原因及快乐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论证了正义作为快乐的外在维度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应,文章还讨论了反身性这一快乐的内在维度,后者既解释了快乐为什么被误解,同时也解释了快乐为什么不能等同于正义的结果。     

《荀子》“性朴”“性恶”续辨

《荀子》的人性观是"性朴"抑或"性恶",此二者关系为何,是《荀子》人性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学界对《荀子》是"性朴"说还是"性恶"说的论争,是因现存《荀子》文本中有内在的矛盾。《礼论》主张人性"本始材朴",提出"非道德"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无固定的道德方向;《性恶》则试图论证人性为"不道德"的。这两种人性观的背后,善恶评判方式亦截然相异。《礼论》之性朴说背后的善恶评判,将人类行为分为善的、恶的、善恶之外的三类;《性恶》的人性说则建立在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评判上。评判方式的不同亦可通过《性恶》与《礼论》的修辞印证。     

认知操作、认知方式与外倾性人格特质的关系

对28名外倾被试和28名内倾被试进行实验性认知测试,以考察认知操作、认知方式与外倾性人格特质的关系。结果表明,内外倾被试在含有社会认知操作、非社会认知操作的认知任务的测试总分上没有差异,而在社会认知一非社会认知方式的评价分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外倾被试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认知型认知方式,内倾被试更多地倾向于非社会认知型认知方式。研究结果支持了外倾性与智力关系的假设：外倾性与社会认知一非社会认知的认知方式存在相关关系,而与认知操作测试总分无关。     

论罗汝芳的易学思想

罗汝芳三十四岁时得传<易>学,悟得易理贯通四书五经,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而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实有道体又圆融无碍,它成为性命的根源,而其自身又是超越善恶的"至善".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即本体即工夫,"不动心"及"自然"的工夫论.     

顾宪成之性命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主要讨论顾宪成对于性、命二者关系的看法。"天命"思想在顾宪成的思想中很重要,认为这是学问的"大头脑",是源头所系。他论性命主要依托于对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二条的解释。然他论性命与孟子之意甚相反,主张性命交关,孟子则主张区别性命。顾宪成之性命的含义与孟子不同,与程朱也不同,特别是命的含义差别最大。孟子犹以命为命数之命,为在外者;而程朱则逐渐转向以气质论命,把在外之命归于在人身之气质;顾宪成所谓命则为先于性者,为"天命"之命。性、命二范畴在他的思想中有着特殊的界定和重要性。     

工作记忆新探:基于个体差异的研究

近年来对工作记忆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差异的理论分析。经典的工作记忆模型得到了发展,引入情境缓冲系统作为多成分模型的一部分,这是对个体经验的重视。传统衡量个体差异的主要指标短时记忆容量(组块)、智力(g)等逐步被工作记忆指标发展替代:如执行性注意控制、工作记忆广度等。工作记忆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是否与智力的差异具有同构性的焦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今后的研究中,关于领域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及神经生理学等方向可能是厘清工作记忆个体差异的主流趋势。     

生物自组织临界性与肿瘤

分析了局部组织由再生、化生和癌变呈现的各种宏观行为和性质,从生物自组织临界性的角度讨论了这类行为和性质的演化模式及机制,指出肿瘤实质是局部组织经历一系列临界状态下相变造成的。     

《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为我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保驾护航

朝觐是穆斯林的五大宗教功课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参加有组织朝觐人数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每年的朝觐人数均在一万人以上。这是我国较大规模的常态性涉外宗教活动,组织好我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是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举措,事关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我国的国际形象。     

落实《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教会建设

《规章》的贯彻和落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下称《规章》)的修改和实施,对于中国教会坚持走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保障中国教会建设的法治化、制度化、组织化,保证教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意义,对于增强教会自身的团体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人才建设起到了指引性作用,对于教会生活树立正统的信仰观、教会观、圣职观、慈善观、惩戒观、生活观起到了教导性作用,对于信徒融入社会、作光作盐,爱国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