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

根据本文的新考,子思年九十二,生活在公元前504-403年之间,但这仍不能与孟子时代相接,而多种典籍中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又难以置疑。实际情况是: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山西五台山宋代杨兰公塔亟需维修

8月12日，记者拍摄到山西五台山龙泉寺西宋代名将杨业的墓塔，从墓塔上可以看到精美的宋代磨砖雕刻，在千年之后风采依旧。但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塔顶已经开始坍塌，成为蒿草的“园地”；塔身已经多处裂痕，将有摇摇欲坠之势。     

共同冗思的概念、测量和理论解释

共同冗思指个体在双向关系中过度讨论个人问题的行为。共同冗思对个体产生适应权衡效应,即它不仅与积极的友谊属性有关,还与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相关。以往研究主要分析共同冗思的性别差异、发展特点及其在不同亲密关系中的表现。结果发现共同冗思的适应权衡效应在女性群体中比在男性群体中更为突出,在青少年群体中比在儿童群体中更为突出。研究者主要从同伴传染、压力生成、共情痛苦以及生理机制等角度解释共同冗思与内化问题的关系。友谊等亲密关系中的共同冗思对个体适应的负面影响难以察觉,它可以作为个体抑郁和焦虑等内化问题的危险信号。后续研究可以从考察共同冗思的人格以及环境影响因素等角度深化对该主题的理解。     

使心欢乐——浅思理性与心理健康

人的确有其理性一面,例如:人藉着理智的能力,发现宇宙中的许多数理化的定律;人也藉着观察和实验,能了解动植物的许多生命现象;而人类最大的理智行为,莫过于近代科技方面的成就像登陆月球那样的壮举。因此人类理性在物质世界的成就,有它的辉煌历史和未可限量的将来,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康德先验哲学中的时间与"我思"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并论述了海德格尔在康德先验哲学中建立时间和“我思”的决定性联系的内在原因所在,同时指出了这个联系的建立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思想意义。     

杜威反省道德理论中的理智精神

杜威在道德理论中提出要确立一种以反省思雏为基础的反省道德,并认为道德教育也要培养受教育者的反省思维,确立反省道德.杜威反省道德理论所彰显的特征实际上是一次理智精神的再启蒙,对于伦理学和道德教育都有重要的意义.     

3～5岁幼儿反事实思维的发展研究

该研究采用结果和前提反事实推理任务,选取58名3-5岁幼儿为被试,考察了其反事实思维能力的发展。结果表明:1.3岁儿童在结果反事实推理中的得分显著低于4岁和5岁儿童,而4岁和5岁儿童的得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2.幼儿的前提反事实推理因结构和方向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年龄变化趋势;3.幼儿产生的上行和下行反事实论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如成人一样,幼儿较少产生减法反事实。     

浅析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

海德格尔反对传统艺术哲学通过形而上学来把握艺术,认为艺术哲学应迈入"思"的视域,通过"思"来重新为艺术奠基.通过对海德格尔艺术哲学核心概念--真理、世界、大地、美、诗的剖析能够更好地认识其艺术哲学思想.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