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先验哲学中的时间与"我思"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并论述了海德格尔在康德先验哲学中建立时间和“我思”的决定性联系的内在原因所在,同时指出了这个联系的建立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思想意义。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女部汉字反映的社会观念

本抓住汉字的构形特点和致思功能，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讨论了若干反映血缘观念、社会观念变迁、性别歧视的女部汉字。     

实践之“我”与理论之“我”——笛卡尔之“我”的语用调查

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命题中规定"我"就是"我思",意指一个纯思维的实体,并以之作为其哲学理论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对于该命题的含义和是非,哲学史上存在着复杂的争议。本文采取语用调查的方法,对笛卡尔在其著作中使用"我"这个词语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梳理,得到如下基本看法:在笛卡尔的著作文本中有两个"我",一个用作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指代笛卡尔本人,在叙事中实际发挥着指代行为主体的作用,为实践之"我",另一个被动接受笛卡尔的思辨规定,表示实体性的我思,为理论之"我";前者可以用"笛卡尔"这个普通专名来替换,或跟该专名合并使用,后者则不能这样;前者的使用一向清楚明白,后者的含义则始终令人费解。因此,如果哲学真要找寻一个具有确定性的起点,实践之"我"肯定优于理论之"我"。     

保罗、伊格那丢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的生平事迹主要记载在《使徒行传》里。新约圣经中保罗写给各地教会的十三封书信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信仰与教训。保罗是基督教会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奠基人。     

传统家训消费伦理观的现代审思

传统家训消费伦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古代社会它曾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稳定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它对于推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建设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意义的现代消费伦理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静夜思

日月飞逝,我不希望自己这一生就像一个气球,在空中飘了一阵,然后砰地一声消散瓦解,成为荒野里的一堆垃圾。 静夜里,我望着窗外黑茫茫的天空。外面的法国梧桐树叶刷拉刷拉地响着,似乎也如我一样不能安眠。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探索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批准设立,致力于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目前,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多地文旅局长相继出镜代言家乡美景,获得一众好评。可见,文旅发展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政策使然。以乡村振兴为背景,探索文旅创新融合模式及发展路径。     

子思与《易》关系新证

子思与《易》有关。对易学"卜筮"知识、《周易》古经和《易传》,子思都学习而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子思作《易》,其著作即帛书《衷》篇。在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中道"思想传承中,子思最能体会"中道"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故一方面从形而上层面阐发"中道",而作《中庸》;另一方面在孔子所开创的经学易学上,凸显孔子所"观"、所新诠的易学"中道",专门辑录孔子有关"中道"的论述,而作《衷》篇。子思在先秦儒家易学传承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论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

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对思孟学派的"法先王"思想进行批判。荀子不仅提出"法后王",也主张"法先王",并认为"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是相同的,而其主要内容是礼乐制度。思孟学派主张"法先王",主要内容是效法先王的"禅让"与"仁政",因此受到荀子的激烈批判。第二,对"思孟五行"进行批判。"思孟五行"具体所指,历来众说不一,新出土的简帛材料揭示了思孟五行的内容。战国初期的子思比类原始五行思想创建了关于人的德行的"五行"说,这在荀子看来是"无类";又因早期《五行》没有解、说,因此被荀子批判为"无解"、"无说"。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依时代不同不断调整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