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丰富大学思政教育课堂之浅见—以八一精神为例

中共党史，是我们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当然是大学思政教育课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而形成于1927年南昌起义的“八一精神”，包含了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勇于开拓和敢为人先等丰富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用“八一精神”为代表的中共党史丰富大学思政教育课堂，意义重大深远。     

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与绘画刍议

魏晋时期,儒学陷入颓废状态,而佛道思想大兴。浓郁的佛道思想崇尚自然而率性洒脱,在其影响之下,山水画虽然得以出现却并没有取得迅速大发展,而且,六朝末期直到隋朝初期其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佛道人物画有所成就,在人物画中却并未形成主导。"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可见,即便是在崇尚佛道的魏晋时期,画学思想体现的依然是"劝诫、教化"的儒家思想,这在人物画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可见,儒家思想在传统绘画中潜移默化的作用。     

杜书瀛小传

杜书瀛(笔名田中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编委.当代文艺理论家.山东省宁津县人,汉族.1938年7月19日出生于抗日干部家庭.父亲杜子甫在抗战时期曾任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1942年6月19日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父亲去世后,杜书瀛跟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母亲,在颠簸中读小学.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必然性

1954年所发生的那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是当时各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也受着毛泽东自身的性情气质、文学爱好、文学观念、尤其是其由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与路线所决定的思想状况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那场运动爆发的必然性.     

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研讨会召开

正2013年10月27-28日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期刊杂志社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燕爽,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世军,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领导代表以及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教     

新时期民族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化和知识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作为国家综合国力中“软实力”的国民素质。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人类的未来和国家的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教育的发展．作为知识、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变量”．教育的先导地位越来越明显。     

中学生心理教育建议探讨

当代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性，例如：意志力薄弱、欠缺是非观念、虚荣心较强以及社会责任感不强等。因此，给予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便显得极为重要。本课题笔者在分析中学生心理教育的重要性及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加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策略进行了探究，希望以此为中学生心理健康的良性教育提供一些具有价值性的参考依据。     

大学政治文化简论

当代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社会一样,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促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本刊的学术关心之一。本期笔谈的文章聚集高等教育的实践方面课题。季海菊的文章运用经济学的长尾理论,探讨高校微德育产品开发的新途径,周琴和王卓君分析了新时期大学政治文化的新特点,胡炜、丁堃和谷丽的文章讨论高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问题与改进之策,陈红雨的文章则分析了我国青少年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将教育与城市化联系起来。     

《警枕录》的精神世界及其思想史意义

本文探究《警枕录》这部以往学界不曾措意的著作,通过具体考察其内容,包括其中引用的宋明理学人物及其话语,以及作者本人的自我表达,力求呈现和分析作者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通过本文的考察,可见宋明理学传统尤其明清之际所格外突显的,以日记方式记录自我修养的工夫实践,至清代中后期仍被儒家知识人所践行。在这一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理学传统与乾嘉考证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重新认识清代思想史尤其儒学的发展线索和整体面貌,尤其是其内部的多样与复杂,本文也试图提出一些个人的观察,以期推动进一步的思考。     

合法性构建的政治符号之维——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20世纪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为政治学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发。在符号属性与政治属性同为人类基本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发现符号现象与合法性生成存在内在关联,二者经由政治符号所形成的合法化过程,建立起囊括各种话语、行为、仪式、象征、神话、制度、政策等在内的庞大的"象征之林",从而将政治统治过程推进延伸为一个文化的象征系统的维持过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这一合法化过程解释为政治符号结构(认知、规范与信仰)在合法性环境(价值、法理与民意)的输入要求下形成的政治功能(认同、稳定与服从)输出。我们应该站在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对待"象征的合法性"问题,即政治符号与合法性互为表里,应该重视从符号象征、合法化策略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各种政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