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鲁迅与佛教

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或某些事物发生兴趣,有时甚至很浓厚,总是有一定缘故的。鲁迅对佛教产生兴趣,也不能例外。借用佛家的话来说,鲁迅与佛教发生关系,是有“因缘”的,然而这“因缘”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治文学者,对佛学多所隔膜,治佛学者,又多对文学留意无多,这就使鲁迅与佛教的关系长时间不曾被人们加以应有的全面的考察。拙文试图在此方面作些尝试和努力。一鲁迅对佛教的接触是很早的,但开始研究佛学。则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一段时间内,至一九一四年而达到顶峰。查《鲁迅日记》     

梁漱溟佛学思想简论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知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从二十年代末走出大学之门,搞乡村建设,在山东邹平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企图在承接传统的基础上,发动、引导和组织农民,进行民族自救,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理想。他从十六、七岁(一说为十四、五岁)起,由于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即“倾慕出世,寻究佛法”(《人心与人生·成书后记》)。其后虽转向儒学,并对之研究有素,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始终掺杂了许多佛学思想。     

佛教与中国伦理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纲常伦理观念相互颉颃、相互对峙,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民风习俗的巨大挑战,两种思想文化的巨大分歧,引发了长期的摩擦、斗争。佛教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并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     

以“五个三”工作法高质量推进宗教中国化广州实践

<正>近年来,广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高质量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州实践。一、以“三个深化”为抓手,着力加强对宗教界的思想政治引导一是深化“四进+”活动。指导宗教活动场所持续开展“四进”活动,首创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设置“新时代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图书专栏”。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自尊和基本共情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来自山西省太原市和长治市的7所中学的2407名初一学生进行了调查,探究了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基本共情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2)自尊在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基本共情可以显著地调节自尊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路径,但不能显著地调节父母低头行为对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的影响路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任务之局长在中国道教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举行中国道教学院的成立开学典礼,我代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向道教界的朋友们表示祝贺。道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一,历史悠久,至今还有许多群众信仰。近年来,全同陆续开放了一批道教宫观,成立了几十个道教协会,需要有一批政治上爱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道教文化初探——对道教的产生、思想体系和基本信仰的一些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粗放地一言以括之,可以说是:儒、释、道三足鼎立。儒是儒家,释是佛教,道是家抑是教?或是道家和道教?不甚了了,反正二者有着不容置疑的近亲血缘关系。本文立论,侧重道教,这不是无知地把道家、道教混为一谈,更不是有意地以道教囊括这个“道”,而把道家甄别出去。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道教产生于东汉之末,以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出现为基本标志,历西汉、魏,晋至南北朝而日趋完备,其后盛衰交替于唐、宋、元之季,明、清而后,日渐衰微。在悠悠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中,道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风俗习惯。     

佛教书法与我的书法篆刻创作

佛教思想意识与文艺创作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前者是如何作用于后者的?这种作用是自觉追求的还是潜移默化的?自觉追求应怎样去“追”?潜移默化应怎样来“化”?……即使不能像《天问》那样一口气问几百个问题,但在这方面值得思索之处还是很多的。如果对佛教历史思想文化一无所知,却奢谈创作佛教艺术,恐怕注定要抓襟见肘,非驴非马。不过,佛教文学艺术创作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思索尽可以思索,思索之后,更重要的是创作实践和创作成果。     

关于控制源研究的介绍

研究中国人的控制源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内—外控倾向的中外差异,中国人内—外控的心理结构,中国人内—外控的相关物)回顾了现有的关于中国人控制源的国内外研究。作者总结了这些研究结果,并指出必须对影响中国人内—外控的文化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研究控制源的心理及行为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