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态度对决策后自我评价的影响：有中介的双阶段调节作用

矛盾态度不仅影响信息搜索、态度形成和决策行为, 而且影响决策后自我评价。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决策困难水平和结果效价的双调节作用的矛盾态度与决策后自我评价关系模型, 3个实验通过设计冲突情境对矛盾态度进行操纵, 冲突情境包括选择一所大学和就业企业, 运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矛盾态度对决策后自我评价存在积极影响, 矛盾态度通过不确定性影响决策后自我评价的中介过程受到决策困难水平和结果效价的调节。矛盾态度和决策困难水平对不确定性产生影响, 不确定性和结果效价对决策后自我评价产生影响, 由于不确定性的分离效应, 使矛盾态度和决策困难水平对决策后自我评价产生相互冲突的双重作用结果。当获得负面结果时, 相较于低决策困难水平, 高决策困难水平的个体, 矛盾态度通过不确定性对决策后自我评价产生积极影响; 当获得正面结果时, 相较于高决策困难水平, 低决策困难水平的个体, 矛盾态度通过不确定性对决策后自我评价产生积极影响。     

父母教育卷入与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纵向联系:数学态度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父母教育卷入与学龄期儿童数学焦虑之间的纵向联系及内在作用机制,从山东省聊城市两所普通小学选取1734名三、四年级学生,对其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1）T1父母教育卷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T2儿童数学焦虑,但T1儿童数学焦虑对T2父母教育卷入的预测不显著;（2）在同一时间点上,儿童数学态度在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3）在不同时间点上,儿童数学态度的中介作用仍然成立,表明儿童数学态度的中介作用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该结果强调了父母教育卷入对学龄期儿童数学焦虑变化的重要作用,亦为从父母教育卷入和数学态度角度降低儿童的数学焦虑水平提供了初步有力证据。     

群际态度与群际信念:耦合还是分离?

群际态度是人们对于某一群体的喜欢或不喜欢,包括外显群际态度和内隐群际态度,它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正负连续体的评价。群际信念是人们对某一群体特性的刻板印象。以往研究认为,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是耦合关系,相互影响,相倚存在。但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也存在分离性证据,即存在矛盾性和非统一性。为何形成耦合或者分离,文化定型论、群际态度补偿机制(低地位群体的创造策略、高地位群体的慷慨策略),以及认知差别等都成为调节性平衡点。探讨群际态度和群际信念的分离性关系和作用机制对于干预和消弭群际边界与群际冲突,缓和群际关系具有深远影响,可以支持其独立路径予以针对性干预方案。     

大学生地域歧视现象态度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地域歧视现象的存在是违背和谐社会理念的,人们对此现象是什么态度?研究以费施贝因和阿扎吉提出的理性行为模型理论为基础,选取网络上最活跃的大学生为样本,编制了大学生地域歧视现象态度量表,构建了对地域歧视现象态度、对地域歧视者态度和对被歧视者态度3个维度。通过整理访谈资料、参考相关量表、专家讨论等方法编制条目。选取358名被试进行预测试,617名被试正式测试。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地域歧视现象态度量表建构的3个维度结构合理,量表的项目分析、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是测量中国大学生地域歧视现象态度的有效工具。     

暴力视频游戏接触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以946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暴力视频游戏接触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暴力视频游戏接触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2) 特质愤怒在大学生暴力视频游戏接触与其网络攻击行为及暴力态度的关系中均具有调节作用;(3) 暴力态度不仅部分中介了大学生暴力视频游戏接触对其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而且部分中介了特质愤怒与暴力视频游戏接触的交互作用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     

健全人群对智障人群的态度研究:现状与展望

目前,全球每6个人中便有一个残疾人,其中智障人群占相当比例.智障人群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特殊群体,因其认知能力受限,其生活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导致健全人群对其容易形成负性态度.文章从普通公众和智障者服务人员两个方面评述了健全人群对智障者的态度特性及其干预策略的相关研究,并从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不同心理一致感初中生对压力的态度激活研究

该研究采用不同加工任务的间接测量方法,探讨不同心理一致感水平初中生对压力的外显认知倾向和内隐态度激活程度。结果表明:1)初中生较为稳定的积极认识和反应倾向在他们关于压力的外显认知加工中起了更为显著的作用;2)不同加工方式的虚惊率差异表明存在着初中生对压力情境的内隐态度,且这种无意识认知较为消极。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论道德挫败对道德态度的影响

道德挫败之根由是个体道德价值与道德行为收获的社会结果之间产生失调,经过外部刺激、主体行为、社会反馈、心理失落这一系列过程而让主体的道德态度产生改变,其结果会导致个体或社会质疑原本积极的道德价值,产生道德冷漠、道德怀疑、道德自利之类的消极道德态度.     

防艾宣传大学生对艾滋病患者的内隐态度与交往意愿

目的：探讨大学生防艾宣传者对艾滋病患者的内隐态度。方法：采用自编大学生与艾滋病患者交往意愿调查问卷,通过测量获得对艾滋病患者有较高交往意愿的防艾宣传者100名,并随机抽取其中30名作为实验被试,完成了两组内隐联想测验（IAT）。结果：当艾滋病相关词与普通正性词相联以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普通负性词相联时,其平均反应时低于艾滋病与一般消极性词相联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普通正性词相联时的反应时;当艾滋病相关词与正性人际词相联以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负性人际词相联时,其平均反应时与艾滋病和负性人际词相联及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与正性人际词相联时的反应时无统计学意义的差异。结论：大学生防艾宣传者对各类传染病患者的内隐交往意愿处于同一水平,但相对于非艾滋类乙型传染病而言,其对艾滋病患者的消极厌恶水平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