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道与蒙元政治

蒙元提倡以孝治天下,表现在政治、礼制、皇位继承、官吏选拔、法制及社会教化等诸多方面,其基本特点是移孝作忠,忠大于孝。就坚持孝道本身而言,蒙古与汉族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在礼制上,蒙元却实行两套作法,比如在蒙元统治范围内,汉人可以按其习俗省亲、丁忧等,而蒙古人、色目人却各随其便,不做要求。     

张继禹副会长一行赴台参加净明道传度仪典和《中华道藏》线装本捐赠仪式

4月15日至22日,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副秘书长王炳旸等一行6人赴台参加了净明道传度仪典和《中华道藏》线装本捐赠仪式。4月15日至17日,台湾中华净明忠孝道教会在台北石碇乡五路财神庙隆重举行了净明道传度仪典。净明道尊奉东晋高道许逊为祖师,以江     

道教修道生活的忠与孝——以初唐"致拜君亲"论争为中心

自六朝以来,忠孝君亲的儒家伦理早已在道教教义与修道生活中得到内化的融合与体现.初唐政府屡次命令道士僧尼致拜父母与君王的诏令,都将道士女冠与僧尼相提并论,强令二教必须礼拜父母与君王.佛教教团为此多次掀起反对致拜君亲的请愿运动,成功地迫使政府两次放弃强令僧尼拜君亲;道团态度相对沉默,却在修道生活中实践着朝廷的政策精神.道教在致拜君亲问题上的"讷于言而敏于行",反映了道教在唐代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同.     

从道教善书探三教融合——对《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的研究

中国民间普遍信仰关公,不仅得益于历代朝廷的加谥崇奉、话本曲艺的塑造渲染、神迹的显灵传说,同时还得益于佛、道二教对关公这一神祇信仰的拓展。关公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将,尊为伽蓝菩萨,而在道教中则演绎为惩恶扬善的关圣帝君。     

拥有宽容——学习净明道“垂世八宝”之心得

众所周知,净明道渊源于东晋许逊,以“净明忠孝”为核心,以“忠、孝、廉、谨、宽、裕、容、忍”为“垂世八宝”。愚生仅对“垂世八宝”中“宽容”的肤浅理解略作阐述。老子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宽者广之极,容者和之极,大海因为具有容纳百川的谦下之性而显波澜壮阔,从而源远流长、终古不忒。有容乃大,森林包容了鸟的鸣唱,有了鸟语花香;山川包容了草木的生息,有了郁郁苍莽;天空包容了星星的闪烁,有了幻漫的星空;“道”化生万物并包容了万物的多样性,才有生机勃勃的景象;不同领域的学科因为包容了每一次前人创…     

许逊信仰小考

本文对许逊信仰崇拜作了一些新的有自己见解的考证,考证中发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对许逊崇拜的研究有所推进。     

孔子“仁”德浅识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 ,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是仁的思想的核心。关于仁的伦理学思想孔子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基本精神是有差等的爱 ,这既在普遍意义上肯定了人的价值 ,也包含了阶级性和血缘亲情在内。孔子的仁不是单一的道德 ,而是以忠孝为本、包罗众德的总道德 ,仁者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的修养理论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强调“为人由己”发挥主观能动性 ,并且提出了“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两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孔子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 ,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儒学言说在明治时期变化

古代日本人在理解和应用中国古代典籍时,长期利用"汉文训读"这一文化翻译技法将原文本加工成日语"书下文"与古汉语并用的形式。这一语言形式在前近代日本思想文化世界中发挥着阅读、理解、表达以及广域沟通的重要作用。进入明治时期,近代社会建构"国民国家"的需求期待形成统一的"国语"。社会语言环境的这一重大变动使"汉文训读"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减退。与此相关联,儒学言说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即它不再是在东亚社会中各地共有、能维持思想文化互动的存在,而成为了仅在日本国内用于宣讲"国民道德"这一近代课题的言说。"忠孝一本"的表述即为一例。     

士人传统与立命安身——鲍照与刘宋忠孝观念的离合

一般认为,南朝士人重孝轻忠,而在鲍照的诗文中,却表现出忠孝并重的思想。鲍照出身低微,他把表现忠心作为建功扬名的手段,同时又包含着对士人传统忠贞品格的认同,以及对君主的责任感。鲍照对孝的表达,主要体现在生事孝养、死丧归葬等方面。"孝"与"忠"相比似乎略显单薄,这是因为他把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作为孝道的最高表现形式。总之,鲍照的忠孝思想,与他的功名追求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表现出对士人传统道德精神的回归。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