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传媒责任

传媒是传播新闻信息的载体,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传媒如何找准自身的定位,回应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在自身发展和实现社会对传媒的期待中找到最佳契合点,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价值导向和舆论支持,是一个极具时代性的现实课题.     

初中生英语自我效能感与知觉到的教师期望、英语成绩的关系

研究主要考察初中生英语自我效能感、知觉到的教师期望与英语成绩的关系.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初中生英语自我效能感包括学科能力感、目标自信感、挫折效能感和策略使用感四个维度.研究得出高成绩组学生的英语自我效能感及知觉到的教师期望显著高于低成绩组学生;英语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与学校类型差异;年级、学校类型、英语自我效能感中的能力因子与挫折因子及知觉到的教师期望中的态度因子是英语成绩的显著预测变量.     

创业精神模型的构思与测量研究进展

文章概括了创业精神的核心特征--创新性、冒险性和主动性,并将相关研究归纳为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文章在对创业精神构思的理论视角--特质观、胜任力观、文化观和社会网络观的评述基础上,总结了创业精神模型的维度及测量方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中医学在多元文化碰撞背景下的分化与发展

中医学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多重复杂关系交织而成的文化巨网中,几经波澜,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与发展并存的局面,这是历史的必然.代表性学派有三个,分别从不同角度为中医学的生存与进步积累了资源,现在应该综合集成,创建能够满足时代诉求的新中医.     

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悟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明确“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两个结合”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面对按照“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两个结合”力求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此,“两个结合”通过“意义彰显、‘两脉’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新的文化使命”的递进环节,实际发挥着确立并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的使命价值。     

谈谈《水浒传》中"替天行道"与反不反皇帝问题——与周汝昌先生商榷

周汝昌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他不但对<红楼梦>有很深的研究,而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很有见地.尤其是他已是九十岁高龄的学者,头脑却异常敏捷,他随意拈来皆成珠玑.令人赞叹.但是他认为<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天"字是指"天子'而言,笔者认为欠妥.他又进一步阐释0K水浒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为此笔者愿以此文与周先生商榷.     

体悟“无”与“有”

在道教义理中,"无"和"有"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道门先哲研究天地万物的起源、运化及归根的一对高层次概念,是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哲理工具,应用范围极广。对宏观可以无限大,对微观可以无限小,不论有间无间,以"无""有"论之,无不中的。不断加深对"无""有"内涵的学习和领悟,对生活与修道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对"无"和"有"的体悟。     

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运用量化方法引起的理论思考

量化与统计分析,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同时也存在着使用的局限性。犯罪人有很强的心理掩饰性,对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人的心理的测量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测量,测得的数据是心理学家标定的数据,兼有客观性与主观性。量化研究如果不与科学思维相结合,有可能得出浅薄平庸甚至错误的结论。心理学研究应当以"人性"为基点,多种方法综合运用,实现量化方法与非量化方法的有机结合。     

服务社会 见证基督——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基督教两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侧记

随着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莆田市湄洲湾北岸基督教两会(以下简称北岸两会)在省民族宗教厅、莆田市民族宗教局及省、市基督教两会的领导、关心和帮助下,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话”精神,以满腔的信仰热忱投身于这～时代的伟大洪流,实践真理,服务社会,见证基督,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理想国》中哲学家论证的内在结构和困难

柏拉图《理想国》第五卷到第七卷的哲学家论证所塑造的真正的哲学家是一些眼睛只盯着整全真理的人,这使得他们从现实中抽离出去,并且与现实对立.柏拉图企图论证他们在把握真理上所具有的各种美德同时也是统治城邦所需要的各种美德,但他因此陷入逻辑上不相干的谬误,在具体的论证中遭遇到各种困难,最终不仅承认哲学家对于城邦是无用的,而且哲学家在不理想的城邦环境中必然遭到败坏.通过哲学家的教育所造就出来的哲学家,也由于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城邦现实生活的分离而不愿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只能通过外在的强迫,这不仅没有缓和,还进一步彰显了柏拉图哲学家论证的内在逻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