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如戏

有人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想往外面冲。也有人说，婚姻是一双鞋，舒不舒服全凭自己的感觉。上述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细细品味，似乎又不能准确表达自己对婚姻的认识。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列子·黄帝》中的三种得道类型

《黄帝》篇集中讨论修养得道问题,可以说是了解《列子》修道工夫论的窗口。本文通过"得全于天"与"得全于酒"、"有道"与"无道"、"心凝形释"三部分的讨论,将其中的得道类型分为三种:"虚假"的得道者、先天得道者与后天得道者。正是这三种类型的区分,表明了《黄帝》对修道工夫的看法,那就是即使境界本不高的普通人,通过一定方法对内心进行锤炼,渐进修养之后最终也能得道。     

“居敬”与“行简”:宋明理学中的事功面向之检讨

"居敬""行简"是《论语·雍也》篇中的两个概念。宋明理学的发展,特别突出"居敬"的修养工夫,这就导致了其与"行简"之间的关系问题。"居敬"侧重于内在自修,而"行简"涉及外在事功的领域。二程认为"居敬"为本,"居敬"自然能"行简",而朱子则发现"居敬而行不简"的情况,于是区分为两件工夫,两者皆尽方可,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事功经验的重视。但总体上看,宋明理学还是发展了"以敬统简"的思想模式,事功面向并未受正视,过于追求最高理想,立言过高,儒者确然在历史上养成了有德而少能的不良风习,成为"儒者一大病痛"。理学所提供的心性论思想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这是需要积极肯定的,不过其在外王事功的贡献上则相对薄弱,对此需要加以深刻检讨。     

论“两个行”的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观诠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行”的新论断。“两个行”所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既遵循了“行”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创造了“行”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特殊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时，在“遵循”与“创造”的守正创新中亦探索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前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后一个“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两者的统一只有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方能得到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非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或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执行马克思晚年“政治遗嘱”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守正性产物，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创新性产物。     

清华简《程寤》篇研读零札

清华简一《程寤》篇文辞古奥晦涩,部分释读有待进一步商讨。本篇文章认为"敝"当读作"蔽",训为明察、明断,"敝不义"指为政要明断是非;"行量"与"出入有量"义相近,"乏"训为匮乏,"行量亡乏"指为政有法度,无使生民困乏。"周"训为忠信,"长"训为善,"周长不贰"指忠信仁善没有二心。     

圣人境界的通达之路——杨慈湖《绝四记》释论

本文拟对南宋杨慈湖的重要哲学文献《绝四记》进行重新解读，试图打开领会慈湖思想的新境界。本文认为，杨慈湖的哲学，存在着一个“一”一“心”一“觉”的动态结构，而《绝四记》这篇文献，则代表了这一动态结构的基本完成。慈湖关于“绝四”的讨论，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心”与“一”的纯然相契而实现“觉”的途径，是为通达于圣人之境的...     

关于本刊内容注释和参考文献注释体例的说明

<正>1.内容注释,即关于文章内容的注释。该注释若较短,两行字以内时,置于文中,用括号括起;若较长,超出两行字时,置于页下,注号采用带圈的数字即①、②、③等。2.参考文献注释,其对象包括文中被引用的文献和文中未被引用的文献两种。前者分为"文中提示"和"文后全称"两个部分。     

斯金纳与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之比较

昆廷·斯金纳与列奥·施特劳斯代表当今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两大派别,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两者的基本立场、理论方法和文本解读进行粗浅比较,分析两者研究思路的差异.斯金纳认为思想史是对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解答,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关注语境,注重分析文本中语言和修辞的运用;施特劳斯则认为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采用哲学的方法,关注经典文本,主张对文本进行字里行间的细读.     

“龙朔廷议”与《永徽律疏》的修改辨析

今本《唐律疏议》是体现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性的最重要文本，其底本《永徽律疏》制定后的修改及其与今本《唐律疏议》的关系是历史和学术的重大问题。史载唐高宗龙朔二年廷议了同文正卿萧嗣业因嫡继母改嫁身亡而请申心丧之事，廷议后修改了令、礼及律疏。但今本《唐律疏议》的相关内容与龙朔廷议的修改意旨并不完全相符。结合心丧、解官服丧制度的发展，以及唐高宗以后礼、令的内容，可以审慎地判定龙朔廷议后只是部分地修改了《永徽律疏》,并且有些律疏是应改而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