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致害中明星、经纪公司的安保义务与责任承担

在追星致害中,基于与粉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明星、经纪公司负有安保义务,未履行安保义务造成粉丝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星、经纪公司在网络空间负有危险控制义务,在物理空间负有警告义务、通知义务和保护义务。在责任承担上,可以《民法典》第1198条为主要依据,结合第1195条、第1197条、第1171条和第1172条,在网络空间建构连带责任与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协调适用规则,在物理空间建立安保义务人之间的类型化责任分担机制,力争在保护粉丝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考虑明星与经纪公司之间所签订的经理人合同、演出经纪合同、演艺经纪合同等具有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综合属性,经纪公司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最终由明星承担,除非合同有特别约定或参照适用劳动合同。经纪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明星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经纪公司追偿。     

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

当今社会,大学生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多的选择自由,既呈现出个体化的新特征,也因新的焦虑而陷入矛盾与困惑之中。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体系,是大学生从教育向职业过渡的重要场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潜能的组织氛围是思政工作者、心理健康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是以教育、管理或治疗为主,不足以全面回应大学生在新的组织环境中自我实现的需求。在霍耐特“组织化的自我实现”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高校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工作可以引入社会工作服务,发挥其组织化和个性化双重优势,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心理矛盾与自我构成——道德哲学新视阈

伦理两难引发的心理矛盾有可能破坏自我的统一性,造成能动性的瘫痪,常被理性主义哲学家看作应当避免的负面现象。然而,心理矛盾对理解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重价值面向有积极作用,也为行动主体的自我改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在重估心理矛盾的道德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转化和结合矛盾两极、以矛盾张力为行动依据的折中式解决方案。折中式方案促使行动主体反思并调整自己的多重实践同一性,对所处社会情境作出更恰切的反应,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变革。因此,心理矛盾不仅凸显出自我是在时间中的展开,也揭示出自我深刻地内嵌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解决心理矛盾,正是打破自我的静态统一性、建构更加立体的动态统一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双向影响和塑造。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爱国爱教 团结进步 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发行,是包括中国宗教界在内的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特别是8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激发了中国宗教界包括天主教界人士学习《江泽民文选》的热情。文选收录了江泽民同志从1980年8月至2004年9月这段时间内的各类重要著述203篇,生动记录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重大成果。文选内涵丰富、高瞻远瞩,结合我国国情,从战略高度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许多领域都有精辟的论述。文选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特别是对于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酒后操作性认知的“近视”和“远视”效应

15名被试在摄人酒精BAL≤0．5‰前后的四个时段内接受一套简单的运算操作任务,近2／3被试的认知一操作能力显示受酒精影响发生变异：酒后30分钟操作时间延滞,至60分钟更具显著性;同时,操作错误亦大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同于操作时间。酒精干扰呈现认知“近视”与“远视”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