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话语创新的奠基之作——评聂珍钊先生近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正>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成果《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以下简称《导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结项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系我国"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聂先生在《导论》中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核心术语进行了系统归纳与阐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话语体系。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奠基之作,《导论》为我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与创新途径。《导     

探访菲斯卡拉维因大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想到此行的目的地竟然是有“非洲花园”之称的摩洛哥王国时,心情按捺不住地激动,原因不仅在于其美丽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其悠久辉煌的文明。摩洛哥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色。我们首先抵达了浪漫之都卡萨布兰卡,但我们的目标是古城菲斯。沿途的田园风光与满目苍翠让人深切地体会到“非洲花园”这个称号果然名实相符。     

浅析《约拿书》中的普世主义

《约拿书》是《旧约圣经》中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五卷, 它与其它十一卷书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它并非有关先知慷慨激昂的说词,而是有关先知的故事。《约拿书》的作者继承了第二以赛亚先知的传统,即认为上帝所关心的人不是仅限于犹太人,而是普及他自己所创造世界中所有的人。这卷书所阐释的是以色列人作为上帝子民的真正使命是在外邦人中传扬上帝之爱的好消息,并且由此表现出一种普世主义的思想。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主要采用结构评介(structuralist criti- cism)的方法,并且由《约拿书》的结构和文体入手,借此阐释此书中所蕴含的普世主义思想。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平行地观看耶和华和约拿、水手们和尼尼微人的行动所带给我们的普世主义的思想。     

希伯来圣经上帝称谓的谱系学研究

在希伯来神经中,上帝有着雅威(YHWH)、埃尔(El)、埃洛希姆(Elohim)、埃洛阿赫(Eloah)、埃拉(Elah)、阿东乃(Adonai)等称谓和表述.本文基于希伯来圣经文本对上帝的称谓进行了神话谱系学的研究,间接地证实希伯来圣经的底本假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雅威”崇拜不单是希伯来人的信仰,它是古代迦南地区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古代希伯来宗教曾经有着一段崇拜多神信仰的时期;在一神化的过程中,它排除了“雅威”的配偶亚舍拉等其它一些神灵.通过对希伯来圣经上帝称谓的谱系学研究,本文揭示了希伯来圣经与古代近东地区神话之间的复杂的神话谱系,这一神话谱系体现出希伯来圣经对古代迦南、古代近东文化的吸纳和包容.     

具体之学·为己之学·之间之学——一种新的中国式的哲学观

与西方传统的立足于"思"的哲学观不同,真正的中国式的哲学观应以"身"为其立足点,并为我们展现出迥然异趣的三个面相。它是从现实出发的"具体之学",而非从意识出发的"抽象之学",是从身行出发的"为己之学",而非从言说出发的"为人之学";是从行止出发的"之间之学",而非从思辨出发的"分辨之学"。在人类哲学业已步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今天,对上述中国哲学观念的重新开显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其既体现了一种向更为"原生态"的人类哲学形态的历史回归,又作为对人类现代哲学中愈鹜愈远的诸如"本质主义"、"文本主义"、"极端主义"等等取向的纠偏,而为我们指出了未来人类哲学理想重建的方向。     

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特点

先秦儒家教育虽然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等三方面的内容,但重视道德教育是其重点。先秦儒家重视道德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人禽之辨为基础,二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三是能够达到提高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气质的良好效果。它虽距今2000多年,但仍对当代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管子·牧民》治国安民之道及其当代意义

《管子·牧民》比较集中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农业时代的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国颂之道：务在四时、仓廪实、知礼节和荣辱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着农业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四维之作用性,表现为积极的反作用和消极的反作用。四顺之主体性在于民心向背,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士经之具体规律性表现为治国理政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具有微观性和可操作性。五亲六法之抽象规律性则体现为治国安民基本原则,具有宏观性和指导性。其原理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设计美学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现代设计美学的学科建构必然要基于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现代设计美学与美学,现代设计之美的特质,设计与艺术,设计之美与艺术之美,现代设计美学所涵盖的内容等。对现代设计美学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对这一学科进行诠释。     

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

关于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纂工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12月16日)《大藏经》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堪称是中华文化的无价瑰宝,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大藏经》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有赖于中国古代社会深厚的信仰需求以及由信仰带来的创造活力。实际上,印刷技术的产生和普及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宗教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