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基于西方一个学科形成的考察

考察西方行政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古希腊哲学为行政伦理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近代人文主义思想为行政伦理的产生与发展营造了殷实根基;行政学的诞生催生了行政伦理问题的生成;新公共行政运动为行政伦理学的科学论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场域.行政伦理学正是遵循这一发展逻辑,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并成为新世纪显学之一.     

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析道教之理,判天地之美——《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述评

由四川大学道教研究所的潘显一先生主持,李裴、申喜萍等参与撰写的《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一书,装帧精美,分量厚重,洋洋洒洒,总计七十万字。细细品读,觉得该书是一部下了大功夫的学术著作,资料取舍严谨,观点论证严密,筚路蓝缕,填漏补缺,析道教之理,判天地之美,自成一家之言。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特色鲜明,审美方法独特,一直以宗教文化形态的方式,     

公共之善——从原初状态阐释行政伦理

近代,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即公共之善.通过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关切,或者说是对个体未来不幸的可预知的恐惧,社会中的个体关注代际与未来的幸福,至少是为避免不幸,基于此,给予不幸者利益分配上的照顾,这种照顾与其说是对同类不幸的悲悯,更像是慈善的储蓄.这些理论都是理性与平等精神支撑的以单一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人际利益关系为基础的考量人类幸福源泉的学说,这种逻辑不仅在抽象的政治学理论中绽放光芒,而且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公共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政行为的公共性,伦理视角考量的公共行政及其依托的行政权力必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行使,即使行政人员有“经济人”思想作祟.公共之善的基础在于个体之善的旨归,在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乃是最高的道德的思想困囿下,行政行为不仅是强势人的代言,更应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者的“安身立命”.除了法治匡治行政行为之外,保护弱者,实现人人平等,进而实现理想中完美的公共之善,已成为行政伦理考量下的行政行为之必须.     

“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     

“平庸之善”与功夫的“外体化”——走向人类成熟之路

“平庸之善”是由阿伦特“平庸之恶”一词引申而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可以说是“平庸之善”,即善行成为人们无需思虑决断的常态。这种常态需要个人的基本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条件。传统儒家“风行草偃”的观念揭示了个人修炼功夫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即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功夫可以“外体化”为社会风气(文化)和社会体制,而大众的功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和体制的“功用”表现。只有当个人的德性“外体化”为相对独立于个人修持的社会存在,形成体制性的保障和文化氛围,才能防止“平庸之恶”的泛滥和促进“平庸之善”的形成。从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来看,功夫的提升就是“人类的成熟”;个人功夫“外体化”为社会的体制和文化,就是人类总体功夫的“体身化”。     

良知如何呈现：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及其反思——以“体知”与“动力之知”为例

从“四端之心”开始,以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来叩问良知之存在、表述良知之呈现,存在着一条值得被注意的哲学史发展脉络。通过简要梳理这一哲学史源流,并特别说明杜维明、黄勇在回应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的“体知”与“动力之知”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李延平论“浩然之气”与“夜气”

孟子的“养气”工夫,自二程提倡以来,便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朱子老师李延平的独到理解丰富和发展了这个话题。他极为突出养“夜气”的地位,而对“浩然之气”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那里,“浩然之气”和“夜气”虽然都是人体内生之气经过义理规范、调顺出来的结果,但有着明显的区别：“浩然之气”是实践主体在“养勇”、应事的情境中出现,带着外发、刚硬的色彩;而“夜气”是学者明显思维、情感活动停息后自然呈现出来的,更具内敛涵养生发的品格。虽然“养夜气”、“体验未发”两项工夫相近,但前者更方便初学者下手。这正是延平主动引导朱子从事“养夜气”工夫的原因。     

天道与人事：王肃禘郊祖宗说复原

禘郊祖宗说为王肃的重要礼说,本文以重新整合的《圣证论》为基准,结合《孔子家语》王肃注及经史文献,重构王肃禘郊祖宗说的理论体系。王肃禘郊祖宗说的内核是以帝王受命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具有特殊的宗教性,其说大体承用贾逵、马融旧说,展现出天道与人事两种面相：将天道具体化为人格神,重新确立天人关系;通过对虞、夏、殷、周四代具体庙制的解释重塑人鬼关系。禘郊祖宗说由此成为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统一体。王肃禘郊祖宗说中的常制代表理论的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现实易行性,而“权礼”代表具体实践的特殊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完全具备现实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