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籍贯和诞生地”之争史考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老子籍贯与诞生地问题,存在许多争议。究竟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本文通过具体的文献考证和地理方位核实,试图说明老子籍贯和诞生地之原貌所在。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     

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CSSCI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从玄、气、心看扬雄的性善恶混论

本文认为应从宇宙本体论的视域理解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玄"遵循异质相生的原理生成万物,性善恶混就是"玄"成物之理贯注于人性的结果。"玄"措摛阴阳之气而生发万物,抟聚于人则表现为神明之气与阴阳之气的并用而为功。扬雄论心,兼具知行的能力,在修养工夫上,既强调养心的纯正刚毅,又注重耳目感官的合理之欲,这正是"玄"成物之理在修养论上的体现。     

“有”、“无”之辨——《老子》第一章再读解

<正>《老子》第一章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也可视为整部《老子》的眼目。"道"("恒道")由此而定其所导,"名"("恒名")由此而明其所谓;老子之属意,于此可窥其大略。自《韩非子》以至于汉魏以降,《老子》注疏之众不可胜数,而诸注之意境则大都可从其对于第一章的诠释判别高下。今以帛书《老子》为底本,参酌世传碑、刻、注本,于前贤思绎之未尽处对《老子》第一章再作申解,以期寻取"众眇"所通而我心所契的玄理之门。或有未当,方家正焉。     

生命之完足与他者的接纳——从《礼记》看古代婚礼的意义

不同文明对两性结合的形式与意义有着不同的认识。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一系列礼仪程序,华夏文化赋予男女结合诸多意义。昏礼成为人伦之始,恭敬、谨慎、尊重并以正当的方式行礼成为婚礼的内在要求,在"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庙"与"继后世"中所体现出的男女之别,内在蕴涵着两性间的相互补充与完善。汉文化中有关婚礼意义的阐释,有助于人们深思两性结合之真义。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春秋繁露》人性论与先秦性情思想

董仲舒人性论中性善情恶(性阳情阴)思想是在先秦诸子的性情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建立在先秦天命至人性疏离分化的基础上,由心性两分进而性情两分,最终引入阴阳观念,而导致性善情恶理论的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只是叙述、逻辑上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历史的、时间性的过程,在先秦人性思想演进过程中,上述分化、演变往往同时、乃至在同一文本内部交错进行,并因思想派别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更为重要的是,心性、性情的分疏离合过程其本质则是人的自然之性与哲命、义理之性的分疏离合之过程。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