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得性无助是习得的吗？——对习得性无助理论及其反思的评述

Seligman和Maier（1967）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习得性无助理论,但在2016年,Maier和Seligman二人却联合发文对该理论进行了反思：从最新的神经生物学证据来看,习得性无助的经典理论概括存在基本错误,习得性无助并非习得而来！所谓“习得性”无助,实质上是动物对厌恶刺激长期作用的先天适应性反应,而非认知学习的结果。本文简要梳理习得性无助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深入分析这一反思的核心内容、依据及意义,对其中否定习得性无助理论概括的观点,从证据的充分性、研究范式的效度、规范概念等角度作了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并结合新的实验范式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公正世界信念——重建公正的双刃剑

公正世界信念即相信所处的世界是公正的,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信念常常受到各种不公正事件的威胁,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威胁、重建公正.这种重建可能是行动上的也可能是认知上的,认知公正重建往往导致对不公正现状的合理化以及对受害者的贬损责怪.同时对于各种不公正的受害者或见证者,公正世界信念充当着重要的个人资源或是心理缓冲,帮助个体应对不公正事件,维护心理健康,并遵循公正原则追求其长远目标.公正世界信念的多维结构是解释其双重功能的基础.     

比较伦理学与医学德育教学

比较伦理学与医学德育教学安徽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合肥２３００６１）汪洪杰一、比较伦理学的概念及其在医学专业德育教学中的地位１什么是比较伦理学自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霍尔霍斯在本世纪初，首创“比较伦理学”以来，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全世界都有所发展。...     

和谐社会视野下德性重建基本途径探析

当前德性重建已经成为社会呼声,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之义.德性重建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创建有利于“道德觉解”的良好社会生活环境,二是推进德性养育的载体——社会共同体——的建设.这两者本身就是德性实践,其必将加快人们“道德觉解”和德性重建进程,并有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从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论及德育的内涵

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重行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基本倾向。从一开始儒家即认为,行才是学的最终目的,学、知是为了更好地行,离开了行,学、知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在宋明和明清之际,虽然出现了不同的知行主张,关于知行的先后有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各方无不重行。王夫之等强调知来源于行自然重行;朱熹虽强调知先行后但同样重行;至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矛头直接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于纠正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德育无疑更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复杂问题。德育的症结不在于知,而在于行。解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行的环节上下工夫。     

灾后重建的终极目标：提升灾区人民幸福指数

“5.12”汶川大地震使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的损失,社会生产、生活几近瘫痪,灾区人民的幸福指数急剧下降.提升灾区人民的幸福指数,不仅是灾后重建的应有之义,更是灾后重建的终极目标.     

道德思维:透视德育低效的新视角——读《德育思维论》

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非常关注德育低效的问题。在各种原因的分析中,“知性德育”被认为是德育低效的重要原因而招致诸多批评,人们试图在超越“知性德育”方面做出种种努力,但德育低效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德育解决。事实上,问题不在于德育的批评过程和方法本身,而在于对批评对象的研究和探讨不够深入,即没有对德育对象———道德思维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基本内容以及它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有效研究,或者把道德思维活动同其它思维方式等同起来,而出现了种种误解。黄富峰博士的新著《德育思维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6…     

教育变革语境中未成年人道德观念的错位与德育革新

当下教育变革中德育革新的乏力,引发了现时德育的虚弱与苍白。这种虚弱与苍白的德育现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未成年人道德观念的错位。要矫正未成年人的错误道德观念,要使错位恢复到原位,德育必须向真正的德育回归。真正德育的达致,必须革新德育。这种革新应沿着德育者形象、德育的内容、德育的方式三个维度展开。     

大众消费主义时代青年群体正确消费观的德育培养

大众消费时代的兴起,消费方式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此变革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瓦解,新的价值伦理体系尚未建立;当代我国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消费取向映射了这一社会现实,表现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教育关注的发展趋势,针对其深层的心理内涵笔者进行了分析,并对大学生的消费观的正确培养提出了建设性德育干预对策。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