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文化的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是着眼于人的德性的培养,有别于工具性诉求的人才培养。在知识日趋细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中,德性培养应是通识教育的使命,而基于中国文化是具有历史意味的确认。从中国文化的传统出发,德性培养的内涵是见性与知命,而路径是鞭辟近里、亲切己身;当成己成物的践行诉诸知识的基础时,传统中国读经阅史的重视对于今天高校的通识教育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启示。     

现实主义的多样性：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将现实主义与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挚爱在一切领域都协调一致是一道难题。作者在探究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位开创者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后发现，他们对涉及国际现实主义与道德怀疑主义、特别是与国内政治之间关系的见解极为关切。通过考察他们关于国际现实主义、社会体制的起源以及公正与非道德必然性之间联系的所有研究成果，作者得出如下结论：马基雅维里认为，国际现实主义仅是更普通的道德怀疑主义的一部分；而修昔底德则试图解决国际现实主义的要求与国内道义之间是否存在悲剧性的紧张状态问题。     

悟道为宗立德为先--如何做一名"合格道士"的体会

这次由市宗教局组织的爱国主义专题教育课程,内容是“如何做一名合格道士”,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世纪、新形势、新环境中,当有更丰富的内容,寓于更深的内涵。道士古时称为有道之士,当今应释为悟道之士,得道之士,守道之士,弘道之士。要做好一名道士,非一时一事的体现,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追求,要立志、有进取心、有恒心、有奉献精神。悟道是为了得道,要经过艰辛卓绝的探寻,从徐福到东海寻长生不老之药,到郑隐炼丹而发明火药的不平常过程;从葛洪弃官而终生寻道,世称“小仙翁”,到陶弘景辞官入茅山,人称“山中宰相”,皆以道为一生追求的宗…     

论金鲁贤主教关于社会服务的思想

我们应反省自己。我们是口里喊着"主啊!主啊!"而不承行主旨的人吗?是把重担压在别人肩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下指头的人吗?我们是不是装伪作假、是耶稣所痛恨的那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式的人呢?是不是只顾自己享受、心中不断和人攀比,整日只想着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从不想着穷人的人呢?——金鲁贤,2004年11月诸圣瞻礼讲道     

德清与智旭对《中庸》的诠释

《中庸》不仅对儒家本身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同样深广。唐宋以来,佛教与儒道合流成为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在明代佛教发展中体现尤为充分。本文通过分析明末两大高僧德清及智旭对《中庸》思想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明末佛教的影响以及明末佛教会通儒学的方式及特点。     

“以德致位”——荀子的政权正当性理论

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视野中，国家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在超自然的至上神命令下，可以得到被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认可。其后，“天命”的宗教神秘意味呈现逐渐消减的趋势。处在这一转折处的荀子，将政治治乱的因缘彻底归诸人事。其后，通过证成“服人之道”的基础在“政治秩序”的建构，“政治秩序”的建构基于“礼义之分”，“礼义之分”出自圣王“积思虑”之“心”，荀子最终将殷周之际的“以德受命”之“天命观”转变为“以德致位”之“圣人观”。但在此观念之下，还潜藏着专制威权的思想阴影。     

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伦理审查的实践路径

伦理审查作为一种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为善",使研究者的行为符合德性.然而,研究者不是先获得德性再做合德性的事,而是通过做合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研究者行德"在伦理审查为善目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研究者知德"是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理想目标,伦理审查为善目的的实践路径是"研究者由行德而知德".     

宋代彭蠡小龙信仰与其地域扩展

彭蠡小龙脱胎于中古宫亭庙神。佛、道争相降服宫亭庙神,彭蠡小龙代兴。宋初,立庙新建县吴城山,获封顺济侯。熙宁间用兵交趾,显灵助顺加封顺济王,成为长江-鄱阳湖航线上声名显赫的航运保护神。徽宗时屡封至八字王,置专官四时致祭。其祠庙遍及长江-鄱阳湖-赣江区域,扩展至江浙、福建等路。护佑漕运、消除水旱的阴佑功能等诸多因素,推动彭蠡小龙信仰地域扩展甚广。彭蠡小龙信仰兴起与地域扩展反映出国家礼制、地方治理、水运交通与民间祠神信仰间的互动关系。     

从陵墓礼遇到道教圣地特权——唐代“禁刍牧樵采”的礼制与权威变迁

禁刍牧樵采是唐代统治者给予某些地处野外的圣地的礼制优待。此制度肇始于太宗时期对先贤陵墓的礼遇,故与唐代的"先代帝王"(陵)等国家祭祀产生长期联系;在高宗到玄宗时期,获得此礼遇的对象不断扩大。尤其是"灵山仙迹""升仙之处"的加入,使原本仅属官方仪典的制度产生对宗教区域特权的实际划分功能。唐后期拥有"圣地"的道教团体,即希望利用此国家规定的礼遇,获得对本地域的专属特权,其中以茅山的案例最为典型。此礼制优待的变迁过程及在国家和道教界层面的不同关切,揭示出唐代礼制规定在现实实施中的复杂层次和复合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