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的介入：医患关系重构的新视角

梳理有关学者的关怀伦理理论观点,并基于关怀伦理的相关思想对疾病状态下患者的特性（脆弱性、自主性和依赖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目前医疗机构中主流医患关系模式理论（包括律法关系、家长制关系和自主决策关系）的局限性与不足,并将这类主流医患关系说纳入到基于关怀的医患关系之中,以重构适用于当前医疗行为模式和医疗行业现状、体现己他两利关怀思想的医患关系模式,最后阐述了基于关怀的医患关系中的“关怀”实践路径,包括引导性双向叙事、同情与移情以及关怀美德。

     

论复合平等

分配的正义是一个宽广的观念。它把整个物品(goods)的世界都置于哲学反思的领域之内。没有什么会被忽略;我们公共生活的每一个特征都会被考察到。人类社会就是一个进行分配的社群。人类社会不全是分配的社会,但却主要是一个分配的社会：我们在一起共有(share)、划分(divide)和交换(exchange)。我们同样在一起制造那些我们所共有、划分和交换的事物;而制造——也就是工作——是通过劳动的划分而在我们中间分配的。我在经济中的处境,我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我在同侪中的声誉,我的物质的所有物：所有这些都自他人而来,到我这里。说我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正义地还是不正义地拥有我所拥有的事物是可能的;但是给定分配的范围和参与者的人数,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决不是轻易的。     

迎接心理学发展的第三波

心理学自冯特始便存在两种类型,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文的心理学.本土心理学依据“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原则,建构了儒家关系主义理论和自我曼陀罗模型,这种含摄文化的理论解决了冯特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化的难题.批判实在论和多重哲学典范的结合,奠定了华人本土心理学科学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华人本土心理学将迎来心理学发展的第三波.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犬儒主义和传统性的作用

基于社会控制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分析308组配对数据,探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有正向作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正向作用;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也调节了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不容异说与歧视

宽容从绝对君主制下的一项实用主义原则,演变为民主政治下宗教多元主义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原则,本文对此进行了溯源。作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宽容：一是对待外人的一般宽容,即对被人们认为是弱者的宽容;二是建立在不同世界观上彼此形成共识基础上的宽容。后者的宽容允许宗教和民主政治共存于多元论的环境中,并为文化多元主义和平等主义之间的和解奠定基础。     

认知主义与联结主义之比较

认知主义的研究定向和联结主义的研究定向是广义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也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同时也存在各自不同的问题。通过对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相互沟通和融合才是认知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探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机制,采用社会比较倾向量表、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抑郁问卷,对98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比较和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显著正向预测了大学生抑郁;2.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正念在社会比较通过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正念调节了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因此,在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物质主义价值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正念起到了调节作用。     

奈格什班迪教团在当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复苏

中亚是苏非主义的勃兴之地,奈格什班迪苏非教团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是迄今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教团之一。苏联时期,该教团发展停滞。1991年后,乌兹别克斯坦将以奈格什班迪教团为主的苏非主义纳入国家文化传统重建计划,加以扶持和推广,自此,该教团的发展呈现出官方、民间和域外三种模式。本文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官方推广的奈格什班迪教团得到了全面恢复,呈现新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本地化特征。而民间和域外模式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处于边缘化状态。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