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人才培养 建设智慧学院 普陀山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发展之举

<正>十年来，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始终把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养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信仰虔诚、学修并重的高级僧伽人才为目标，以建设智慧学院为依托，持续加大学院建设和管理规范化水平，提升教育教学质效，加大学术交流力度，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僧才，为推进佛教中国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凝聚众志 共促和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宗教界的核心价值是相通的。宗教界完全可以通过正言、正行、立德、修身,通过开展教风建设、和谐寺观教堂创建等活动,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形成合力,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社会发展、人民幸福。安徽省合肥市穆斯林人口近6万,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动穆斯林。凝聚众志,     

卷首圣言

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决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到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 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残废进入生命,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     

海外华人宗教的文化适应:以泰国德教白云师尊造像演变为例

发源于20世纪30、40年代广东潮汕地区的德教,是倡导行善积德、宣扬华人传统道德观的当代海外华人宗教。在当代泰国,德教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尤为密切。德教初传泰国,始于1945年底泰国侨生林修悟由汕头返回曼谷时,带去了"白云师尊"画像及香火。随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泰国的政治背景下,德教在曼谷逐步发展,取得了合法地位。与此同时,"白云师尊"的造像特征,也由"道貌"易为"僧容"。本文以泰国德教界所供奉的白云师尊造像的历史演变为案例,探讨20世纪50年代初海外华人本土化的历史背景下,华人宗教的文化适应的历史过程与具体机制。     

上博简《凡物流形》新释新解

以《道德经》为参照,以曹锦炎先生的释文为底本,借鉴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将上博简《凡物流形》部分简文重新释文、断句、注释,并做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凡物流形》的性质及作者,认为其是一篇听课笔录,是《道德经》的来源文献之一,其作者是老子(周太史儋)。     

双城无量观《癸未坛登真录》研析

本文对1943年黑龙江双城无量观传戒的文本资料《癸未坛登真录》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对题词、序跋的分析，其二是对传戒戒师的研究，其三是基于年龄、地域、宫观以及道派出发对戒子进行的整理与分析。通过研究，认为双城无量观的传戒是在伪满洲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由政府指定举办，尽管受到日伪政权的严格监督和控制利用，但当时道教界却利用本次传戒的机会，致力于坚守自己的文化本位，进行道教人才的培养和道教律脉的传承，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相似基督

"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而归于那为元首的基督,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弗4:15-16) 老高自小生长在穷乡僻壤,生性纯朴勤劳,后来为了谋生把家从乡下搬进城市,租到一所小房,既无     

《大学》首句与周文政治理想

《大学》首句乃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它以《周书》等所见的周文理想政治之传统为依据，提炼出儒学最高的实践理想。就其古义而言，“明明德”是在政治领域中显明其光明之德，亦即行明德之政。明德之政，除了恤民怀柔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选贤任能。行明德之政，即亲民、安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亲民”与“明明德”是一体之两面。其最终所达到的道德政治的理想境界，如文王后期之所至，即“止于至善”。《大学》首句是以平天下为视域，故其本义乃就最高处说。但在后续的论述中，则又可以作泛化的理解，普通人在各个层面都可以有相应的实践。后儒以“明明德”为修己，以“亲（或新）民”为治人，以立“三纲领”的结构，不是《大学》古义。     

密藏道开与《嘉兴藏》

密藏道开,是明代的僧人。在中国佛教史上,他对于佛教的教义教理之发展,并没有多少重大的贡献,对宗教修行以及教义宣传等其他方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所以他不象明代的四大高僧那样著名,记录其生平活动的历史资料、留下的也很少。但是,他曾协助其师紫柏真可等人发起刊刻方册大藏,并在这一工作中担任实际的筹备、监造等负责工作,因此对于佛教史籍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密藏道开是江西南昌人,其生卒年不详。他是明代高僧真可的入室弟子,真可字达观,号紫柏,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另三位是藕益智旭、莲池袜宏、憨山德清)。真可生於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卒於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是明世宗、神宗时代人。道开既为其弟子。     

《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

《王阳明全集》之《年谱》和《年谱附录一》皆称《山东乡试录》出于王阳明之手,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一观点存有争议。查考明朝相关的科举制度和上海图书馆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可以确证《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