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道德观的启示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起的一场革命是:它通过解构,构建了一种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完全不同的、非互惠的友爱和关心的道德原理,并把这一道德原理视为正义的基础.德里达认为,基于传统的互惠和平等的道德原理之上的传统的道德观并没有真正把人当作相异的个体性存在来看待,这也造成了基于互惠的平等观念之上的现代法律的困境.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德里达的道德观,并指出了他的这一带有解构意图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性的意义.     

佛言祖语

──宋道原纂《景德传灯录》卷第三十“菩提达磨略辩大乘入道四行”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自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之行。云何报怨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     

“赵州无”公案与白隐慧鹤《无》

公案是宗门教学锻炼的独特手段,世传有一千七百则之多,常被拈提的则见于《碧岩录》《无门关》《雪窦颂古百则》,但无论常不常见,要举公案,当属“赵州无”为第一。     

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琐罗亚斯德教学说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创宗教，以善恶二元的对立斗争为核心教义。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琐罗亚斯德教至少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在西亚地区广为传播。其创世学说中的四大元素说，对古希腊早期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爱菲斯学派、爱利亚学派有直接影响；其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学说深刻影响了古希腊辩证法哲学的形成；其创世学说中的“光明天国原型”学说对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有直接影响；其“灵知元动力”学说对古希腊灵知主义的形成也密切相关。但是，古希腊哲学家们不以宗教神话的假设为满足，抛弃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创学说，以理性、思辨为指导去探索世界的生成原因，这正是他们的睿智之处。     

一指禅

一指禅,是天龙禅师启悟俱胝和尚始用的一种法门。《景德传灯录》卷11《天龙和尚法嗣》条下云: 当婺州金华山(今浙江省金华县境)俱胝和尚初住庵时,有一位名叫实际的居姑来到庵中。这位尼姑戴着笠子,执着锡杖,绕师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问,师皆无对。尼便去。师日:“日势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师又无对。尼去后,师叹日:“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拟弃庵往诸方参寻。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山,将有大菩萨来,为和尚说法。”     

证经补史：西藏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新现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初探

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村杜康大殿写本中保存有一页元代的重要文书。从文字的格式、用词、语气和语法特点可知，该文书为元代诏书录文，由元代当地人笔录在古代佛经目录末的空白处，其上同时鈴有一方八思巴字墨印。诏文下令僧众严格遵守法律，虔心修习佛法。此诏书录文系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区的直接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五台山龙虎碑考

在五台山显通寺座西向东的山门内,左右两边屹立着两通青兰色的龙虎碑。石碑,上无碑额,下有方形碑跌,碑身上分别镌泐着“龙”、“虎”二字“龙”“虎”二草,起笔有结,落笔有起,筋节分明,气脉绵亘,藏有龙腾虎跃之势。宇模豫章笔体,苍劲郁拔,淋漓酣畅,法意相彰,是一对海内罕见的珍贵草书。因此至五台山旅游观光者,无不到此观赏一顿,评赞一番。那么,此碑是何人、何时写的?     

唐释彦悰与隋释彦琮考辨

<宋高僧传>卷四之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据<开元释教录>等文献考证,即<后画录>作者彦悰,生卒年在610-690年间,唐人.而<续高僧传>卷二所载僧彦琮的生卒年是557-610年,是隋人.二人各有著作传世.由于名字相近,读音相同,生活时代亦接近,故后来多有将二人彼此混淆,以致张冠李戴者,包括正史著作中此类错误亦无幸免.文中对此一一予以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