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中土毗昙学之兴起

在现代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普遍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佛教时期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外,当时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那就是毗昙学思潮。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已经谈到在般若学之外,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它比般若学传入中国的时期要早,延续的     

作为体验实践的同感与同情——现象学分析与佛教教义之比较

众所周知，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的分析是以同感为基础的。现在，这样一种同感经验在胡塞尔那里被描述为，它既涉及我们身体所特有的空间性，也涉及两个身体的一种时间结对、以及从我们的心理状态向他人心理状态的一种独特想象的转化。我想把对他人的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经验，与大乘佛教传统中的一些教义(首先出现于印度，而后传到西藏)对同情经验的描述方式作一个比较。实际上，在这种教义体系中被非常具体地加以描述的“tonglen”实践(西藏人这样称呼)，就其植根于身体中并使时间同步而言，尤其是就想象被考虑的方式而言，都以多种形式回应着胡塞尔的同感经验。在生活空间、时间和想象等方面，通过比较这两者的实践与理论，我们将能估价它们的亲和性、它们的差异，进而最终说明它们如何才能相互启发，甚至相互促进。     

经济制度论证中的公民权利——以德国和中国为例

所谓"经济制度论证",作为经济伦理学的一个范畴,主要指人们对当代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市场经济--的论证基点或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为什么要建构市场经济,如何建构市场经济,建构怎样的市场经济,其实质是对市场经济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论证.     

论萨满教对北方初民性关系的规范

人类的氏族组织,与其它所有动物群体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生产、消费单位,而且承担着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的传承.此外,维护氏族外婚制度是其持久不衰、一刻不得松懈的文化功能——使人类健康繁衍,因此,氏族的延续与发展,需要意识形态的保障,而这种意识形态保障在地球的北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由萨满教提供的.     

对俞吾金文的回应

<正>俞吾金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别从三个角度指出了青年黑格尔在批判现代性方面的重要贡献,我们知道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在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中逐渐展开的。文章主要提到了这样三个方面:1."实证的宗教",被黑格尔定义为"实证的宗教     

许地山的佛缘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笔名落华生,原籍福建,生于台湾,是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他是中国早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了解他,主要是从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用他的文章开始的。他著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危巢坠简》等作品。     

论早期儒家对政权转移问题的仁学阐释 ——基于上博简儒家文献的考察

考察上博简可知,早期儒家乃本于仁道阐释政权转移问题。在其看来,政权转移实质上是政权合法性的转移,而政权合法性植根于天命、民意与为政者的贤德贤能,以"仁"为基本精神;政治权力是仁民爱物的工具、服务天下民众的公器,政权的转移旨在实现"天下和合"的仁政理想;在此理想的引领和范导下,一旦为政者因德衰或能退而丧失或遮蔽了政权合法性,政权就当该发生转移;禅让、世袭、革命为政权转移的三大模式,若以仁政观之,则强调宗法血缘关系本位的世袭制和以武力转权的革命模式皆各有弊病,唯有主张"尚德让贤"的禅让制才是可圆满实现仁道的理想政权模式。可见,早期儒家是以仁道为政权转移的根本原则和终极价值指向。     

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具有全球性的一般涵义,但它在不同国家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美国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而德国经济伦理学则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种不同地位的形成,固然与不同的学术传统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制度差别在学科上的反映.因此,中国经济伦理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点:鉴于当代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家个人素质低下有关,但更与整个经济生活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体制背景相关.因此,为合理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界应该采取制度伦理学为主、企业伦理学为辅的战略和策略.     

《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出版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夏林的新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已于2008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商品拜物教这一特殊理论视角对现代性的成因、流变、类型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做了独特而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的“物自体”理论起面临的就是现代性问题,显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根源于现实经济生活,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