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语

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也是思想本身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逻辑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关系极其密切,达米特曾言道：逻辑一直正确地被看做哲学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不仅因为逻辑后承（logical consequence）这个概念是一种成功的哲学必定要加以分析的概念,而且因为对许多其它概念的分析,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因而对思想的基本结构的理解,都依赖于以一种正确的形式拥有对句子的构造和句子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正是逻辑要做的事情。1逻辑在19世纪后半叶转向现代发展阶段,同时哲学内部也发生了革命。如今的逻辑理论、技术和方法已经发展十分成熟,运用数学工具对逻辑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如何运用逻辑理论发展的成果,不被眼花缭乱的逻辑理论所迷惑,努力推进哲学问题的讨论,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运用逻辑理论,首先要掌握逻辑理论（不仅要学会逻辑的技术和方法,而且要理解逻辑理论的实质）,否则应用就是空谈。这里我们组织“逻辑与哲学”专栏,希望通过它向我国逻辑界展示逻辑与哲学研究的成果,逐渐推动我国学者在运用逻辑理论研究哲学问题方面不断取得进步。     

形而上学及其当代命运——A.F.科赫教授访谈

A.F.科赫教授因其对康德与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深入研究而著名,此外他非常熟悉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当代成果。这使他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其前辈诠释者的方式来理解德国哲学,并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这两位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的方式对大西洋两岸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进行让人瞩目的融合。从科赫教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欧陆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如何吸收和消化分析哲学的成果并尝试建立起一种新的思想方式。     

服务社会 照亮一方——访德国教会社会服务事工有感

应德国基督教北易北服务中心（NMZ）邀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督教两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联合组成宗教文化考察团一行6人,于2012年6月18日至24日出访德国。在邀请方周密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下,考察团对德国北部基督教事工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接触和了解。考察团在德国境内共停留了七天,所到城市有柏林、汉堡、科隆、法兰克福,拜会了德国联邦议院教会代表、德国基督教EMW、EKD机构和北易北服务中心（NMZ）,特别走访了医院灵修室、     

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然而,历经20多年之后,这一学科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不仅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景气,甚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和忧虑的问题。为评估这一学科的当前状况,     

哲学的本性与位置

一哲学史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1]。同时,哲学史又是"思想英雄较量"的场所,正是在这种"思想英雄较量"的过程中,哲学显示出"整体的生命",成为一个"真理的王国"。问题在于,哲学不仅是一个     

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第16期高级研讨班(德国观念论)招生简章

<正>2012年7月23日-8月12日中国·长春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于1988年共同创立的非盈利性教学机构。学院宗旨:通过聘请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著     

论早期中土毗昙学之兴起

在现代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普遍重视对于中国早期佛教时期般若学和涅槃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外,当时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那就是毗昙学思潮。吕澂先生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已经谈到在般若学之外,还有另一股强大的佛学潮流,它比般若学传入中国的时期要早,延续的     

科学哲学参考文献

1．介绍类的书籍 （1）JohnLoss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to the Philosophyof Science，3^nd edition,顾名思义，这是一本介绍历史上与科学哲学相关的思想的书。准确地讲，它所涉及的不全是科学哲学史，因为科学哲学是20世纪后才正式诞生的。这本书应有中译本。     

国学现代化与中国哲学史——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国学”现代化的课题中,“国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是应该予以深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学以经典文本“六艺”和诸子文献为基础与前提。不断用新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眼光,吸收综合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文本”进行新诠释,是“国学”能具有生命力的必备条件。历代的“国学”都是如此作的。这些诠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一种是如章太炎及钱穆的《国学概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比较两者的长短得失,能使新“国学”从中吸取教益。就时代精神言,新“国学”应具体、深入地突显中国文化或哲学的四点根本精神,即:唤起士的人格自尊和社会担当的精神,认为人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礼乐的人文精神,崇尚创新的精神,创新坚持人类精神。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中哲史,不能具体活现地宣扬中国文化的上述精神,这是新“国学”可以大加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