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的显通寺诗

五台山显通寺佛国藏珍楼内,陈列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匾四块。匾幅都很大,其中三块为横幅,尺寸相同,横190厘米,竖64厘米;一块为竖幅,横95厘米,竖188厘米。均为黑底金宇,光彩耀目;未有镶边,古朴而典雅。字体丰满圆润,端庄而又洒脱,称得上是几件艺术珍品。这四块诗匾,依写作时间为序,其一是《显通寺作》,落款“庚午仲春御笔”,即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乾隆皇帝第二次朝台时所作。其二是《显通寺再依皇祖元韵》,落款“辛丑季春御笔”,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乾隆皇帝第四次朝台时所作。     

神与人:“人副天数”与“上帝形象”对勘

董仲舒通过对"人副天数"的论证,提出天人同类,奠定天人感应的基础。奥古斯丁从上帝造人的角度论述人以"上帝形象"受造,从而具有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的理性。两种体系在内在逻辑上存在本质不同,但是认识道路却具有融合共通性,在深刻把握二者差异的基础上,以"人副天数"和"天人同类"来诠释"上帝形象",更能促进基督教传统为中华文明所理解和接纳,从而更好地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齐格弗里特·布略泽先生七十诞辰贺信

海德格尔的这封贺信,出自《海德格尔全集》16卷,是迄今所知海德格尔评述道家的文献中,最为晚近的一个。在此信中,海德格尔引用了《老子》第9章和第15章中两处话语,来说明艺术的本性,思考现代技术对于人类的威胁以及合理地应对它的方式。     

从“稽古”到“同天”:《尚书》“以尧为始”的政教意义

在儒家关于三代以前的探讨中，上古圣王众多，但孔子删定《尚书》,却独以《尧典》作为开篇。郑玄云：“《书》以尧为始。”如果从孔子的“删削之意”出发，那么“以尧为始”的根本依据来自于帝尧禅让的特殊地位。在历史上围绕着帝尧形象与禅位事迹的争论中，“稽古”意味着尧之禅让只是顺考先王之道的一种表现，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教价值；“同天”则突出了天命的显现与指示，以及圣人的抉择与承担，由此赋予了帝尧禅让“政教之始”的地位。只有在“同天”的语境下，帝尧禅让才能真正作为垂世立教的事件存在，天命之“公”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善书：理解王徵“畏天”思想的一个新角度

在晚明奉教士人中，王徵以其“畏天爱人”之说独树一帜，基督宗教原有的信爱论在他这里变成了“畏天”说。论者一般认为，这种“畏”的宗教情感，是王徵以儒释耶的结果。本文挑战了这种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王徵“畏天”思想主要来自善书。通过对王徵所用“畏天”一词语义的考辨，作者确定，其用法与善书最为接近。而王徵从小所受的善书教育以及他本人对善书从未间断的修持，证明这种相同不是巧合，而是王徵从善书那里习得的结果。     

正谊明道视域下的董仲舒仁说探析

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常常被视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此命题的提出实由“越有三仁”的话题所引出，本为论说“仁人”之标准而言。故必须从董仲舒的仁说出发，才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其“正谊明道”原初的思想旨趣。董仲舒从“爱人”的仁学基点出发建构起“天仁合一”的思想体系，并指出“仁人”应该“不谋其利”、“不急其功”,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以仁厚远”、“爱及四夷”、“致无为”而取得“习俗大化”的“仁圣”功绩。     

夫妻爱已枯 天风吹又生

<正>来自天父爱的清风,吹绿了我们夫妻业已枯干的爱情,使我一辈子忘不了《天风》。2008年11月6日下午,秋高气爽,我们睦邻团契5位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唱诗、祷告、读经,领悟基督耶稣所赐的新命     

父爱的姿势

父亲是家中的“天”。有“天”在，则阖家清风朗月，四海靖宁。每每望着“天”的背影，我都会读出一腔感动和敬畏——不独他是父亲，也是因为那些定格在记忆中的姿势。     

关于人天依存关系的时空表征

人与自然（天）的依存灾系，既有必然的科学基础，也有客观的理论根据，还有着真实的时空表征，即人天在人类历史层面上的时间表征，和它们在现今全球层面上的空间表征。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人天依存关系的时空表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义命合一——兼论船山哲学中“命”的多重含义

命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天人授受之际的那个发生。天之授,命也;人之受,义也。义是命之义,义之所据即在命中;命是义之命,天之授须人之义方成其为命。如此,人非创造命,亦非命的附属品,而是命的生成的必要条件。此之谓"义命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