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四料简""四照用"略论

“四料简”、“四照用”是临济宗接引门人的主要方式,也体现了禅宗的认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但当前学术界将“有时夺人不夺境”诠释为针对“有我执、而无法执者”,这与大乘义理有一定冲突。作者站在唯识学的立场上,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重新解释为“针对‘深执我、法之中下根求法者’,此类众生由于愚痴而难以理解法空之理,故应建立修行次第即‘先夺其我执而存其法执,后破其法执’”,同时对“四料简”、“四照用”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意境层次新论

关于意境层次理论的研究要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现今的研究虽在某些方面有发展,但往往也曲解前人.从王昌龄到宗白华,意境层次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基本将其分为三层,第一层是"直观感相的模写",并不涉及情、意等主体因素;第二层界定为"对具体可感的生命情感的传达";第三层指诗歌的超越性特征.而王国维提出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应既是意境的类型,又是意境的层次.     

镜像·本我·他者——文学作品中“分身”主题的哲学解读

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分身",随着主体论哲学建构的发展经历了对镜像的迷恋、对客体化本我的恐惧和对真我的怀疑几个阶段,反映在哲学层面上是对主体的不同认知方面.对"分身"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超自然现象和幻想文学经验层面上,而是乔要从哲学层面上认识到它是展现了人对"自我"的认知过程.     

惟我与无我：中西方自我观比较新解

该文从自我意识发展的轨迹来诠释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认为从自我意识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中西方自我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心理学将自我视为精神发展的核心,是“惟我”的;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则认为执着于自我将阻碍个体发展,心理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对自我的超越．因而是“无我”的。自我研究方法的差异,表现为寻找自我实体的西方实证方法与可以深入自我背后本源的东方式禅定。     

我能帮您一个忙吗

有一首流行歌曲唱道：“我的眼中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这是爱情的真挚表白,爱到深处,“你”成了“我”的唯一。于是,满心满眼都是“你”——“我的眼中只有你”。     

我是学生

贾平凹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叫做“我是农民”,他谈得很真实、很切要,也很准确。     

大学生网络交往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自尊与公我意识的作用

以湖北湖南三所高校大一至大四416名全日制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大学生网络交往行为量表》、《自尊量表》、《公我意识量表》和《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对大学生的网络交往、自尊、公我意识以及网络利他行为的情况进行调查,探讨自尊是否在网络交往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以及这个过程是否受到公我意识的调节。结果显示：（1）网络交往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自尊在网络交往和网络利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自尊的中介效应受到公我意识的调节,即在高公我意识水平下,自尊能正向影响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在低公我意识水平下,自尊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形成机制,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干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眼睛线索下公我意识启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给个体呈现一副正视前方的眼睛线索,会使个体的行为发生明显的变化,即出现眼睛效应。以往研究发现,特质公我意识较高的个体在眼睛线索下会表现出更多利他行为。本研究采用句子重组任务启动被试的状态公我意识,通过独裁者博弈任务,考察眼睛线索与公我意识交互作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启动公我意识和呈现眼睛线索均可以显著提高被试的利他行为;更重要的是,眼睛线索下启动公我意识可以促进利他行为。该结果表明,眼睛线索与公我意识交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     

制度形塑:高质量就业结构的转向

我国高质量就业结构的转型受到宏观和微观层面制度因素的双重影响。通过对政策文本以及调查数据中制度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2011—2021年我国就业质量整体上呈现波动中增长的态势。宏观层面,制度性因素通过政策制定、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等因素对就业质量进行调节,就业质量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微观层面,制度性因素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体现于横向影响和纵向影响两点。横向来看,体制内工作的就业质量整体较高,其优势体现于就业稳定性和强度。体制外的私营企业收入较高,可弥补稳定性的不足,进而提升就业质量。纵向来看,制度因素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对就业质量的不同纵向层级发挥了不同作用。在政策层面,需根据就业质量的动态变化和影响机制的异质性采取灵活的政策供给方式。此外,鼓励灵活就业、壮大新职业群体是促进更加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更高质量就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