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起源看书法线条的简约性特征

中国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实用且具深厚文化意蕴的艺术种类之一。中国书法展现了古人重视线条韵律感的审美取向,其中渗透着儒、释、道三家的哲学观念,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表现。汉字作为书法艺术的载体,在书法艺术本体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在重视汉字的同时,往往难以避免对构成其独特性的线条进行解析。汉字内在的结构和外显的线条直接关乎书法作品最终审美张力的呈现,故而以汉字的起源与线条的简约性为切入点,分析汉字与线条在书法中相互依存、互为表征的事实,以期通过这一视角的分析与解释再次对汉字和线条进行理论观照,对书法美学特征进行探索。     

从象形绘画到形象绘画——论德勒兹的创造美学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就越来越关注当代法国哲学。德勒兹作为在萨特之后,与福柯、梅洛庞蒂同时代的哲学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意。德勒兹自称是一名经验论者,他突出的观点之一是"先验经验论"(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这一论点一方面是为了克服经验论所导致的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其目的在于超越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决定论。在德勒兹对经验的分析中,艺术创作被予以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突破经验模式的出路:艺术作品冲击并更新了日常的生活情感方式。本文以德勒兹关于绘画的反思为例,试以探讨德勒兹对于艺术的新的定义在何意义上颠覆了对于艺术的传统观点,且艺术创作所表达的丰富感情如何成为抗拒理性主义的先锋。德勒兹以对于艺术创作的思考为基础,建立了反理性主义的"先验经验论"。因此,本文在讨论德勒兹关于艺术创作的美学理论的同时,也试以说明他浸透在关于艺术的反思中的哲学立场,即德勒兹哲学中的反理性主义的基调。     

走下神坛的圣母——谈基督教艺术作品中圣母形象的审美演变

在基督教题材的美术作品当中,圣母一直是历代美术家歌颂和赞美的对象,据《圣经》上说:童贞女玛丽亚受圣灵而孕,在犹太伯利恒的一个木匠约瑟的家里生下人类的救世主耶稣,耶稣从30岁起开始宣传上帝的"福音",并收了12个门徒.     

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其基本特征

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与台湾的历史变迁息息相关,一方面它受到历史演变的影响而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反映了台湾民俗、文化、政治等社会生态;另一方面,它也印证了台湾人民生生不息的开拓精神和奋斗历史。     

油画创作中创新方式的探索与表现

在以往油画创作教学中,创新表现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把创新性表现的探索纳入油画创作教学中去,分阶段、有侧重地,由低向高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实践,使学生的艺术个性和创作能力在教学中得到培养,对造就现代艺术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     

典籍外译与国家形象——以《孙子·九地篇》中的英译个案为例

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外推介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误读,特别是当有翻译这一过程介入时尤其如此。本文从《孙子兵法·九地篇》一段文字的理解和翻译入手,探讨了文本解读的开放性与限定性问题,进而阐明在典籍外译与国家形象塑造二者关系问题上我们应持有的态度和立场。     

控制官僚:中国模式及其演变

控制官僚一直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已有大量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对话。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使得很难直接运用该领域已有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控制官僚的机制和模式进行分析。从"控制"和中国背景下"官僚"的含义出发,运用概念性构型的方法,控制官僚的模式可以区分为内部约束性控制、内部引导性控制、外部约束性控制和外部引导性控制等四种类型。运用这一类型框架进行历史性的审视,可以发现毛泽东时代主要运用内外部引导性控制模式;邓小平时代发展起较为系统的内部约束性控制机制;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则综合运用了四种控制模式。综合控制模式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严重的信息困境。改变权力的单中心结构是突破困境的根本路径。     

松花江水污染与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回滞性

突发公共事件是政府形象管理的关键时点,文章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背景,对政府形象产生的由稳定到波动再到稳定、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规律进行了定性描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回滞理论,通过对水污染事件中政府形象变化特征与回滞特征的比对,验证了水污染事件中回滞理论的适用性.并且,针对政府形象表现出的回滞特征,文章强调了路径依赖、多重均衡和矫顽力为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形象管理带来的启示.     

编花环的女孩

画作描绘了一位少女在乡间树林下编织花环的场景。画面中少女形象恬淡、优美，充满浓厚的乡村风味和田园情调，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钟馗神话的由来及其形象

有关钟馗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有关钟馗的戏曲、小说，有明代杂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小说则有明朝《钟馗全传》、清代《斩鬼传》和《平鬼传》。钟馗是民间宗教中捉鬼、啗鬼、驱鬼逐疫的神祇。 钟馗并非实有其人，其由来可能由逐鬼法器“终葵”而来。“终葵”为逐鬼之物，被取为人名作辟邪之用，而演变为真有钟馗其人的附会，是有可能的。此外，钟馗的可怖造型，除了在驱鬼意义上收到以恶制恶的效果外；其丑恶的外貌，亦有可能源自傩仪中的方相。这个推论有其历史背景，因为钟馗在传统的宫廷傩与民间傩中，都扮演的人格神的角色。其貌寝之造型，源自傩仪主持方相，亦有可能。另外，钟馗与门神神荼、郁垒，更有着一脉相连的降鬼属性。 无论钟馗是否源自“终葵”、方相，抑或是神荼、郁垒，又或者是三者的融合；钟馗在小说、戏曲中，都保持了貌寝、正气凛然、为民除害的特征，因而广受百姓拥戴，而钟馗神话亦得以历代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