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配倾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社会支配倾向指个体对基于群体产生的等级制度及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的偏好程度。高社会支配倾向者认为高能力者应比低能力者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利与社会资源;低社会支配倾向者认为社会应该按需分配,不存在等级差异。社会支配倾向会对社会阶层、偏见、政治态度、公平等现象的作用产生影响,是这些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今后需要立足于社会支配倾向的本质与社会应用开展整合性研究。     

能以貌取人吗? 面孔宽高比研究述评

面孔宽高比是左右颧骨点之间的距离除以上面高所得到的比值,被认为是人类面孔性别二态特征之一。男性面孔宽高比被认为是男性睾酮水平的可信外显指标,与攻击行为、欺诈等不道德行为存在显著关联,并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面孔宽高比与上进心、对内群体成员的牺牲精神等男性化积极社会行为亦存在显著关联。睾酮水平被认为是面孔宽高比和社会行为两者背后的共变因素,并引起激烈争论:面孔宽高比的性别差异在多个研究中未获支持,男性面孔宽高比与睾酮水平存在关联的直接证据亦有待进一步夯实。     

贬损型幽默:笑声能化解敌意吗?

贬损型幽默指包含贬损意味同时令人发笑的信息。释放论、优越论、失谐?解决理论与良性进犯理论尝试解释了其心理机制。贬损不一定好笑,群体身份和态度、接收者与贬损对象的心理距离以及人格、文化差异等均会影响幽默效果。贬损型幽默可以起到释放偏见与表达社会支配倾向的作用,对人际交往的作用则不一致。贬损型幽默的整合性过程模型串联描述了贬损型幽默的机制、前因和后效,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框架。未来亦可继续探讨贬损型幽默的消极影响,以及其对群际关系和社会公平的潜在积极作用,并关注到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贬损型幽默。     

感恩与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关系：社会支持和希望的中介作用

采用病毒暴露风险问卷、感恩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希望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以2168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学习大学生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PTG)的预测作用及社会支持和希望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有41.61%的大学生出现明显的PTG;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居住地和病毒暴露风险后,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也可以分别通过社会支持和希望的中介正向预测PTG,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和希望的链式中介正向预测PTG。本研究提示心理干预工作者,要关注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成长,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感恩、社会支持和希望从而促进PTG。     

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涉入——从理性自利到社会偏好的决策框架

理性认知能力与社会偏好存在紧密的关联。文章简要回顾了经济决策理论从理性模型到有限理性模型和社会偏好模型的发展进程,论述了人们理性的局限性及其根源,并进一步探讨理性认知能力与社会偏好的关系。对人类以及灵长目动物的研究显示,有限理性可能是由根源于演化的适应性机制所导致。人类不公平厌恶的起源、个体公平能力的发展规律和表征公平的大脑结构上的证据表明,理性认知能力能让人更好地抑制自私性,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论“大流行病条约”的道义实现

审查世界卫生组织订立法律文书的可选择类型,并比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与《国际卫生条例》的立法路径后,发现国际卫生法若采用封闭型路径立法会存在道义实现瑕疵的问题。通过对开放型立法路径的价值阐明,“大流行病条约”构建参与人开放机制具有适宜性;延展义务约束的范围可提供确定性;采用固定的义务约束与协商的义务约束构建多层面的产能保留机制可实现全球卫生治理政治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共融。“大流行病条约”最终需要设立共同原则,以获得共同的认识、使命与行动,进而实现自身的道义目标。

     

论制度及其社会意义

研究社会发展,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指标体系来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科学的评价。以往,人们更多地将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而把社会发展作为一种技术机制来加以讨论,这样,往往难以解释超出实证范围的诸多社会现象,难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做出合理的诠释。实际上,社会发展既是一种技术机制,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应力图在社会发展技术机制的背后找出社会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这一深层原因,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体系来加以讨论。通过制度分析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有助于从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更广阔的视角去把握社会发展的运行轨迹。同时,对于研究中国二十几年来的社会变迁也具有更真切的方法论意义。     

内隐社会认知的无意识和自动化研究探析

内隐社会认知作为认知心理学中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是当今内隐认知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交织、孕育的成果。这一理论沿袭无意识维度向传统的社会认知——“主体在显意识操纵下对社会性客体的认知加工过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旨在揭示无意识成分参与了有意识的社会认知加工过程,其中之无意识和自动化的研究深化了对社会心理机制和本质的认识。本拟从内隐社会认知的无意识和自动化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治理失灵”及其救赎——兼论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观及行动方案

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好的社会治理"一直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社会组织推进治理实践所追寻的终极目标。然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首先必须正视治理主旋律中的"失灵"杂音,以"治理失灵"的救赎为契机去规划社会治理的行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失灵"在社会治理中不断蔓延,逐渐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并且形成"治理失灵"的总体性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对"治理失灵"的救赎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生态,对既有的社会认知观做出及时地归纳与反思,这是正确选用社会治理行动方案的认知前提。其实,"治理失灵"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应当放弃既有的"保守主义"行动方案,继而在革新的意义上去不断刷新治理思维、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创新治理工具的协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