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市长看望钱余荣主教

圣诞节前夕，徐州市张敬华代理市长，张赴宁副市长，周建洪秘书长，张强副秘书长以及市民宗局董正义局长，黄修建副局长，程绍传副局长，冒着严寒，前往主教府看望98岁高龄的钱余荣主教，并祝贺钱主教圣诞快乐，健康长寿。     

台湾人工生殖技术管制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技术的管制先后经历了道德管制和行政管制两个阶段,目前正积极总结各阶段管制模式的成败得失,努力构造《人工生殖法》的原则和框架,以提高人工生殖技术管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治疗权是精神障碍者的宪法权利吗?——以Youngberg v.Romeo案为例

获得适当治疗是精神障碍者在强制住院期间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在美国,依据联邦宪法寻求救济是早期治疗权诉讼的重要路径,但联邦最高法院在Youngberg v.Romeo等案件中对宪法治疗权的回避,使得治疗权诉讼的依据转移至联邦法律和州法,而治疗权是否为宪法权利之争议也逐渐淡化。尽管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治疗权,但治疗权仍具有宪法上的依据,尤其是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和《精神卫生法》亦明确规定精神障碍者享有康复服务的权利,从而肯定治疗权是精神障碍者的法定权利之一。     

《现代僧伽作持手册》序

自古以来,戒律一直被视为佛法所以住世的根本命脉。佛陀临涅槃时,殷切付嘱比丘们以戒为师,方能令正法久住。《善见律毗婆沙》说:"佛语阿难:‘若我灭度后,毗尼即是汝大师也。’是名令正法久住。下至五比丘解律,在世能令正法久住。若中天竺佛法灭,若边地有五人受戒,满十人往中天竺,得与人具足戒,是名令正法久住。如是乃至二十人得出罪,是名令正法久住。因律师故,令正法久住。是名持律五德。"唐代道宣律祖《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说:"今戒律大藏住持功强,凡所施造并皆粗现。以人则形服异世,法则轨用有仪,住既与俗不同,杂行条然自别。由世随相有,法逐相成,便能纲维不坠于地。又以法能资人,亲成众行,使人能弘法。故律云:以众和合故,佛法得久住。"     

姿态

世事真伪,人间百态。舞蹈家,当音乐如天籁般响起,抬头,挺胸,收腹,回眸……仿若一只蝴蝶翩翩而来,一笑一颦之中透出一股子典雅,超凡脱俗,高贵之态尽显。教育者,面对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俯首,点头,含笑,扬眉……恰似一位胸怀慈爱的园丁,举手投足之间传递着一身对知识的敬畏,对成才者的包容,虚怀若谷,谦谨之势无饰。律师,站在威严森然的法庭上,据理,力争,严词,不让,与自己的当事人手拉手肩并肩,同心同志,平等之气昭然。农民,行走在泥土芬芳的田头,躬行,耕作,呵护,祈望,和     

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 ——对Katrin Flikschuh的莱布尼茨式解读的批判

康德的目的王国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而非政治的共同体,Kaurin Flikschuh认为Christine M.Korsgaard等学者从共同立法和交互强制的角度将目的王国理念解读成了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共同体.KatrinFlikschuh的核心观点在于目的王国是个体的有限理性存在者造就的,不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受到自身道德法则的强制而不受他人道德法则的强制.这样的目的王国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就像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的共同体一样,其中个体性成员之间任何实质的交互作用都被排除了.但目的王国的系统性恰恰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交互目的和手段”关系,Katrin Flikschuh的解读严重偏离了这一点.     

论临床代理决策中的“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对于无行为能力患者的代理决策,传统的预先指令与替代决策模式已暴露其局限性,如误读患者利益或者掺杂代理人的利益.基于最佳利益原则的决策模式能最大限度维护他们的利益,医学最佳利益与拓展的最佳利益是其两种模式.前者将生命质量作为核心要素;后者还包括患者个体的价值观与宗教信仰等个体利益.在我国社会语境中,应当实施医学最佳利益标准.在临床实践中,判断最佳利益依然遭遇不少障碍,包括理性人视角、代理人情感投射等.因此,需要合理的医疗判断、明确其构成要素、设置必要的程序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     

“被精神病”现象的解构与消弭

“被精神病”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基本人权、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泛滥、权利的漠置、程序的单一和监督的缺失.要根治这一现象,必须尽快加强法制建设和程序完善,加强事前鉴定和事后监督,加强异议申诉和司法救济,完善精神卫生统一立法,有效监督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正当权利.     

家属代理同意与病人自主权

家属代理同意与病人自主权浙江医科大学（杭州３１０００６）施卫星一家属代理同意是指当病人由于缺乏作医疗决定的自主能力而又涉及病人医疗判断、医疗方案的选择或决定时,在医生向病人和病人家属说明有关医疗的好处、危险性和可能发生的其他情况等信息之后由病人家属为...     

道宣律师僧制思想初探－－兼论其处罚理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除了在教理思想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各大宗派的理论体系外,在制度建设上也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佛教制度,而僧制在中国的形成与演变应是这一特征的具体体现。那么,僧制在中国成立及延续的过程中,祖师们是如何处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怎样依凭戒律的精神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僧制等,便成了十分重要的课题。我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为佛教如何因应当今社会提供思想上的指导。本文拟以道宣律师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中国僧制的形成及处罚制度的特点１、中国僧制的形成僧制作为规范僧众…